与宝安写作者共话大工文学

  “为生活打工，

  用文学幸福”

  晶报讯 (记者 庄向阳)“为生活打工，用文学幸福，让信念、理想和爱创造奇迹。”这是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彭学明给予打工文学作者的祝福。

  作为改革开放文学论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国第四届打工文学论坛昨天上午在位于宝安区的深圳劳务工博物馆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建功等7位文学名家与宝安区的10多位打工文学作者汇聚一堂，共话打工文学。

  据深圳市文联常务副主席杨宏海介绍，全国打工文学论坛始于2005年，首届论坛由深圳市文联、宝安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至今已至四届。此次打工文学论坛，是昨天开幕的。深圳是中国打工文学和打工文化的策源地。自1984年开始，以宝安为中心，深圳涌现出一批反映打工文学的作品，受到打工者的热烈欢迎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从深圳走向了全国。

  出席昨天论坛的文学名家还有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今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周大新、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等。他们不仅给予打工文学以较高的评价，并且说出了自己对打工文学的理解。来到论坛现场的打工文学作者则有张伟明、王十月、戴斌等人。

  中国作协副主席 陈建功：

  评论界对打工文学关注不够

  打工文学作者积累了大量的情感资源，现在还没有爆发出来，一方面是因为文化水平不够，二是文学评论界的偏颇，过多重视都市生活，而对打工文学关注不够。请打工文学作者要珍惜生活资源和情感资源，写出更好的作品来。

  深圳文联专职副主席 杨宏海：

  打工文学实现文化权利

  打工文学有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打工者都有进行文化创造的权利。打工文学的合法性和意义首先在于实现了打工者的文化权利。第二，打工文学不光是社会学问题，还是一个文学问题，不能降低标准，还是需要文学评价来说话。

  中国作协创研部原主任 雷达：

  底层经验对文学有贡献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当代文坛出现了打工文学现象和作品，对它怎么评价都不为过。打工文学已经成为当前文学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这是一个共识，首先是打工文学作家本身用他们的作品征服了读者，打工文学作者虽然不是职业作家，但是有着丰富的底层生活经验，这对文学是有贡献的。

  有必要对打工文学作一个界定，白领也说打工，职业也说打工，但是打工文学所指向的打工者应该属于底层，因此，打工文学是打工者写的关于打工生活的文学作品。

  打工文学在今天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但也面临着要发展的问题，打工文学不光要涉及社会性问题，要为生存发出声音，但也不能限于这些，还要涉及到灵魂问题，特别是一种身份认同问题。

□观点

  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 彭学明：

  让信念理想和爱创奇迹

  彭学明从前年就开始读深圳打工作家的作品，他总结了对打工文学的三个认知。一是打工文学首先表现了生命之痛，表现了社会及城市对他们的冷漠和不认同，打工者是带着梦想来的，本以为城市是天堂，但现实并非如此。在这样的状况下，农民工感受到的不仅是身体之苦，更重要的是灵魂上的痛苦。二是人性之光，打工文学里包括真、善、美，也包括自尊、自爱、自强。人性的尊严。三是艺术之美。他说：“有人说打工艺术粗糙，我觉得尤其充满了诗意。”

  最后，他给予打工作者的祝福是：“为生活打工，用文学幸福，让信念、理想和爱创造奇迹。”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贺绍俊：

  不要把打工文学看成另类

  命名为打工文学的作品不仅有文学意义，还有社会意义，思想意义。贺绍俊很看重它的社会意义。”

  贺绍俊说，随着不断接触打工文学作者，他在不断修正自己的想法。他坦承自己也有一种潜在的精英优越感，对打工文学也有一种精英优越感，但是，“我们不要认为他们就是不会发出自己声音的打工者。我感觉，打工文学作者应该就是底层中的精英。”

  贺绍俊说，过去曾经提出“知识分子要深入到工农兵中间去，与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但事实上未必能与工人、农民打成一片；现在的城市化进程及打工潮倒是实现了这种社会愿望——真正使知识融入到底层。他说：“很多受过知识训练的年轻人卷入到打工运动中，他们就是在场的知识者，他们就会用文学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这个角度看，打工文学是底层的一种宣泄。本身包括很深刻的思想内容，从这个角度看，不要把打工文学看成一种文学的特例。

  贺绍俊认为：“当我们说起打工文学的时候，概念本身就有一种不平等的立场在里边，好像因为这是打工者写的文学就能建立一个标准，这是建立在精英文化基础上的，所以，不要把打工文学看成一个另类。”他希望打工者通过文学离开打工行列、变成职业写作者之后，能够保持“在场”感，把打工文学的本质性东西延伸下去。

晶报记者 庄向阳

  4名家与深大学子对话文学

  “对‘80后’作家

  认识有误区”

  对于深圳大学文学院浪淘沙文学社学生陈康太来说，昨天是美好的一天，他跟作家麦家、学者洪子诚、评论家李敬泽和胡平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这4位前来深圳参加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文学论坛的嘉宾昨特意来到深圳大学，与深大学子交流。

  麦家称“还是多写少说”

  尽管昨天是深大运动会的开幕日，这场文学雅集还是吸引了超过100位同学，深大教授南翔感慨“真难得”。

  作为新出炉的茅盾文学奖得主，文学对话的一开始，大部分问题都是对着麦家的。麦家频频说，还是多写少说。

  不过麦家对于回答针对他作品的问题还是很有兴趣。其中一位学生问，《暗算》很像用几个中篇小说堆成的一个长篇小说，是否是模仿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结果？麦家很认真地回答，他本人很喜欢博尔赫斯，不过《暗算》用这样的形式是有考虑的。《暗算》的主角是一群做秘密工作的人，一般人对他们的生活是不了解的，他曾经在相关部门有过8个月的实习，他的师傅就告诉他，不要跟任何一个其他部门的人来往，为了保密的需要，他们彼此是不能来往相对独立的，这也是《暗算》里的几个故事相对独立的原因，麦家希望形式跟内容能够形成有意义的对照。

  也许喜欢博尔赫斯的人通常也会喜欢麦家，于是麦家也遭遇了几个博尔赫斯式的提问：小说的虚构跟现实关系是怎样的？麦家说，小说就是真实的谎言，而把虚构的事物讲得很真实，这是有技巧的。不久前他看了一部关于汶川地震的电影，尽管里面的情节已经非常真实，可他还是觉得很虚假，因为地震的时候他正在成都，与真实的灾难相比，电影里的显得太虚假，这也许是因为作者没有掌握讲故事的技巧。

  “炮轰作协体制的只是韩寒”

  由于在座以大学生为主，郭敬明等“80后”作家的问题成为昨天的热点问题，几位嘉宾的回答也十分有意思。

  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评论家胡平说，大家都说“80后”作家对作协体制很反感，他并不完全认同这个说法，他在鲁迅文学院的时候就曾专门为“80后”作家开过一个座谈会，郭敬明、张悦然等“80后”代表人物都出席了。后来作协还组织了两次研讨班，他们也都参加了。事实上，炮轰作协体制的只是韩寒。

  《人民文学》主编、评论家李敬泽则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谈他对“80后”作家的看法，他说自己对“80后”的认识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评论界对“80后”作家创作的核心缺乏领悟力，存在很大的误区。大家都觉得“80后”是幸福的一代，他们没有经历苦难，他们写出来的东西缺乏厚重感，这是一种误解，“80后”的苦难可以来自内心，他最近在读作家春树的一部中篇，里面浓重的离散感让他很好奇。

  也有同学问起同样在大学校园很受关注的王小波，北京大学教授洪子诚说，刚开始他并不很喜欢王小波的作品，不过后来这种印象改变了，正如学者戴锦华所说，王小波是不可复制的，不过洪教授认为对王小波进行偶像式的炒作并不好，对王小波作品是一种损害。

  “大学生读文学经典太少”

  一位学生对于“恶搞文学”十分厌恶，他问李敬泽怎么看？不料李敬泽却对“恶搞文学”很宽容，他说，他并不是那么反感这种行为，文学不怕恶搞，文学是快乐的，文学是经得住大家玩的游戏，当代中国文学有时显得过于严肃，缺乏活力了。

  比起恶搞，李敬泽更加忧虑年轻人的阅读状况，他说《人民文学》曾经想招聘一个编辑，他负责给前来面试的人出题目，为了不难为他们，他特意出了一道很简单的题目：请列举西方和中国文学作家和作品各10位，结果几位应聘者面面相觑。李敬泽说，对真正的文学经典缺乏阅读，这是我们教育的失败。

  晶报首席记者 刘敬文/文、图

  与深圳中学生面对面

  “深圳中学生

  ‘阳光写作’难得”

  “看见你们就让我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那时可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文学氛围，不要急于马上写出大作品，写作是漫长的事情……”带着浓重陕西口音的贾平凹昨如是说。

  昨日上午，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文学论坛”的重点活动之一“文学名家与深圳中学生面对面”在翠园中学举行，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谢有顺，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肖惊鸿，与第二届深圳十佳文学少年评比前50名获得者等共约百名深圳中学生进行交流。会后，还进行了图书放漂活动，作家们将自己带来的珍贵图书亲手交给深圳学生代表。

  先研讨中学生韩淑娴作品

  文学名家与深圳中学生面对面，本以为文学名家是想当然的主角，但在昨日的活动中，真正的主角却是深圳的中学生们。首先开场的是翠园中学学生韩淑娴长篇小说《带不走青山绿水》研讨会，这部青春文学小说即将由海天出版社出版，而研讨会从主持到嘉宾都由韩淑娴同学担任。作为深圳市中学生文联的青春文学精品，韩淑娴用她清新的笔触，描述了一个移民到深圳的“90后”女孩的故事，通过她对这座城市从陌生，到把深圳当作第二故乡，让人们感受到这个深圳女孩成长的心路历程。正如韩淑娴所说：“我愿意相信，只要你认真地理解和看待生活，每个人都会从生活中寻找到一种成长的力量。”

  贾平凹很羡慕现在的学生

  听完韩淑娴的介绍，贾平凹深有感触地说，他很羡慕现在的学生，他们遇到了非常好的时代，而好的时代也为孩子们提供了很好的文学氛围，这些学生的水平不知道比他当初高出多少倍。他说：“毕业以后人生的路还很长，我觉得关键的问题是在这个青春时期，把自己的文学基础打好，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退场后，中国文学就要靠你们‘80后’、‘90后’了，希望深圳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作家。”

  白烨认为，深圳中学生的“阳光写作”非常难得，就他近十多年的观察，感觉到“80后”的写作不太阳光。他说：“我觉得有很多压力才会反抗，有很多悲苦、坎坷才会感到悲凉，现在‘80后’的一些文章却是没压力的反抗，没悲苦的悲凉。”白烨觉得，“80后”当然也会有他们自己的压力和悲苦，但是达不到他们文章中所表现的程度，也不应该到这个程度，所以阳光写作背后其实是真实写作、真情写作。

  “80后”不能只写都市生活

  谢有顺教授则从另一个角度解读着青春文学，他认为，“80后”的写作，很多都是在描述都市的、时尚的生活，这似乎成了这一代人生活的写照的话，但在贫困的地方，乡村的地方，甚至在工厂的流水线上还有很多“80后”，他们的生活谁来抒写？假如100年后的读者要通过文学来了解我们，可能会发生一种错觉，好像我们这代人都在喝咖啡，都在用名牌，这显然不是当下中国生活的全部，这也是对另外一种生活的不公平。所以写乡土的、写打工生活的，甚至写一些边远地区生活的也是“80后”作者的一种选择。如果不注意倾听这类声音，那么我们对时代的描述就是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