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作家六代同堂，抒写时代宏伟篇章

  洪子诚：时代转折开放了作家的心灵和想像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３０年的文学，相对于中国内地５０到７０年代的文学，它的变化，取得的成就毫无疑问是巨大的，最主要标志是若干优秀作家、优秀作品的出现。从深层次的方面看，这种时代性的“转折”、变化，最主要的是一定程度开放写作者、读者、批评家的心灵，想像的空间和他们获取开阔、丰富的人类文化资源的可能性，这是推动文学创新、深化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我完全不同意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耸人听闻的说法，我也不认为比起１９４９年以前的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不值得一提的观点。有的研究者说，现代作家有许多感人故事，当代作家没有自己的故事，这是一种偏见。区别只是，现代作家的那些故事，已被反复讲述，反复渲染，而当代的故事，还未被认真讲述而已。在当代，特别是近３０年来的一些作家、诗人、散文家，也许尚不能和鲁迅等大家相提并论，但他们和现代一些被过分“经典化”、“神圣化”的作家、诗人相比，并不一定逊色，有的甚至有所超越。当然，他们的写作距离我们在时间上过于靠近，他们也仍存在变化，因此，采取更为慎重、节制的态度是有道理的；但反过来不能构成贬低这些年来作家、诗人艰辛探索的理由。

  雷达：反思近３０年长篇小说审美经验

  近３０年来，中国社会的空前发展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是深刻的，提供了开阔的、具有多种可能性的外在环境，同时也内在地、深刻地影响了当代文学、包括长篇小说创作新格局的形成。

  在１９７７年前后，中国文坛上一片冰河解冻声，在１９８０到１９８９年间，长篇小说迎来了自己的复苏，出现了一次大的腾跃和发展，这一段的长篇，启蒙是其武器，反思是其核心，从政治反思到文化反思，如《芙蓉镇》对极“左”路线破坏下的乡土生活悲剧的风俗化描绘。这期间长篇的另一特点是由人文主义的反思到文本主义的实验，８０年代后期先锋小说兴起，有着更加西化的人文观念和哲学理念，融入了现代主义的文学方法。

  ９０年代的长篇比之８０年代要更为五色杂陈，这与市场化的加速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有很大的关系，那个时候是官方主流文化、民间大众文化、学界精英文化并存，并且互相渗透，在某种意义上，意识形态淡化的情况下，休闲情绪的上升都在助长着文学创作形式的多样。尽管是这样，我们仍然要注意到，具有孤独的艺术探索精神的作家大有人在，审美含量丰富的佳作往往是在喧哗当中卓然而起。

  ２０００年以来的七八年间，比起９０年代，长篇小说创作似乎规范多了，平静多了，没有多少事件性的轩然大波。但是依然是数量不减，从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７年，内地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是６０００多部。近年来长篇小说中的力作有限，却能在相对边缘的状态中寻找位置和转机，不断地增生新的生长点，其艺术概括力，思想内涵，叙事能力，都在逐渐摆脱“引进”与“回归”的依赖性，在形成表达中国经验的独有的、本土化的、丰茂的叙述美学的道路上奋力前行。

  贺绍俊：３０年的文体发展展现了作家精神的自由和丰富

  假如我们设定这三十年文学取得成就的话，文体就是检验文学成就最显眼的标识，这三十年经历了大解放、大突破、大改组，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文体实验和文体革新的热情和冲动，也带来了文学全新的突破。

  ８０年代中期的新潮小说的浪潮唤醒了作家们摆脱文体束缚的冲动，到了９０年代，作家们普遍有了一种自觉的文体意识。比如像韩少功在文体革命走得比较远的，用了打破文体习惯、文体置换、文体破坏等等说法。９０年代以后作家频繁地进行着文体实验，新文体的作品不断涌现，有批评家还为这场文体实验具体归纳出像拟骚体小说、反思对话体小说，等等列了七八个新品种。今天我们随处可见作家在文体上下的功夫，或者是调整思维，或者改变视角，或者追求新的叙述方式，或者重组文学结构。刚刚评出来的茅盾文学奖的４部长篇小说，基本上每一部在文体上都有它的独特之处。

  ３０年来文体的活跃显然是与这３０年来文学观念的活跃有直接的关系。当代社会急速的变化、观念的变化、全球化带来多元文化的对话，这些都使得作家们看待世界和人生有了新的视角、新的理念、新的想像，这些都需要找到新的文体来承载。文体的解放不过是作家思想解放的落脚点。因此３０年来的文体发展充分展现了作家精神的自由和丰富，也大大拓宽了文学意义表达的空间。

  王必胜：三十年散文发展：平淡中的绚丽与灿烂

  散文创作三十年如何界定？学界看法莫衷一是。基本的观点是，不同于报告文学、杂文、随笔，散文是一种轻松的文体，大致可分为两大类，抒情和叙事。而我本人对散文的看法是：平平淡淡中带着绚丽和灿烂。散文在三十年内，几经发展，几次变化，但是，走势基本平稳，可以散文的发展是与时代通行，与生活同道，与文学同步的。

  改革开放３０年来，散文的发展基本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可以称之为“井喷期”，就是８０年代之初。这一段思想解放、文化推进，对于社会历史重新的认识，最具代表性的是散文真正回归到说真话、写真情。接下来就是９０年代中期以后，这个时候出现的就是“大文化散文”，好多作家也是参与的当事人，大文化散文影响着作家和一些作品，多半是田野笔记的东西，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余秋雨的《千年一叹》。

  到了上世纪晚期，文化散文渐渐式微。但是，传统的散文却有了新变的因子。这就是世纪末“知性散文”的兴盛。三十年中，散文一路风雨兼程，总之是人们的思考和社会的期待促进了散文的兴旺。今天，人们的物质生活富足了，但却不等于精神上的富有。人们反观自己，从文学上寻找一种精神力量。我个人以为散文，最可能成为这样的文体。

  白烨：三十年文情代际情况：六代同堂，八仙过海

  对三十年文学的文情代际状况，我觉得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六代同堂，八仙过海。”从１９７８到２００８，这三十年和过去是不能比的，同时活跃在文坛的作家确实是六代——３０年代出生的像王蒙、张洁，４０年出生的人像蒋子龙、梁晓声，５０年代出生的人包括铁凝、贾平凹等等，６０年代出生的像余华等等，７０年代出生的也全面登上文坛，８０年代的也算，有相当一部分人的作品很流行，比如当红的韩寒、郭敬明等等。六代同堂，这六代只能是现在存在的，所以代际真正的意义在哪呢？我觉得是每一代人自己介入到那个时代，所代表那个时代的特点、审美的文化所造成的东西这是最重要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学，我以为大致可以分成三段，可以说是三次阶段、三个浪潮、三次冲击。整个８０年代是充满政治性的，１９５０年代的人就是这样走进文坛的，这样就进入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在１９９０年代是另外一种风景，１９７０年代的人写作，他们上来写作是对社会独到的看法。到了２１世纪之后就是媒体化、信息化。我们经常要谈到１９８０年代，好像８０后这帮小子是横空出世的哪吒闹海，其实他们是踩着两个风火轮来的，一个是媒体、一个是市场。

  现在我们看起来，好像１９５０年代的人、１９６０年代的人、１９７０年代的人、１９８０年代的人，年龄虽然有差别，但是他们背后有文化的精神和审美的风尚，这样一些东西汇在一起是相互碰撞的，是相互补充、相互弥合、相互启迪的，现在这样一种代际的衔接和总体过程是深层次的多样化，这就是我们３０年文学最重要的收获。

  胡平：中国小说的言说方式得到极大解放

  改革开放３０年来，中国小说的语言形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今天的小说语言，大多能够体现出作者自然、旷达的气派，作者拒绝把良好的自我感觉掺杂进作品，谨慎地避免有失常态的情感迷醉，尽量控制浅薄浮嚣的词汇用语。

  改革开放前的小说语言，以所指意义为主，重视写什么而相对轻视怎么写，对于语言自身多种涵义及多种语境下的变异缺乏实验，而今天的小说语言，其本身包含的多样的能指意义得到较充分的发掘，产生复杂的美感，也适应于小说叙述、象征、借喻、隐喻、反讽等多方面修辞手段的运用。

  改革开放前的小说语言，过于重视其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许多缺乏湿润的文化根性，而三十年来，中国小说的语言方式得到极大的解放，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遂使今天的小说语言，成为文化的象征和模式，当这些语言以典型的形式表现出多种文化基质时，文体本身便具有了耐人寻味的醇厚意趣。

  传承创新篇

  文学青年风生水起，民族文学坚韧磅礴

  谢有顺：青年作家文学创作状态—— “８０后”的作品不能传承文学

  在谈到青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它肯定代表着某一种的希望、活力，一种勇气、勇敢。从远一点说，从三十年的角度，确实中国当代文学每一次的变化，几乎都是由一般青年所发动的，并且最终所完成的某一种文学的变革。所以从这几十年来青年在求变或者是变革作为当代文学的主流，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条非常清楚的线索，就是通过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变革，让我们看到，文学在处理一些题材的时候，有了一些新的方向，新的可能性。

  具体谈到现在文坛“风生水起”青年一代——８０后作者，他们不但在写法上有变化、写什么上有变化，连作家出场的方式、作品的传播方式，可以说和文坛的“前辈”都完全不同。尽管很多年轻的作家可能会有很多的读者群，影响力也很大，但是文学并不是这样的方式就可以传承下去的。

  “８０后”的写作特点有三。一个是他们在写作的内容上普遍集中在都市的时尚生活。第二个方面他们在精神的气质上，基本上是孤愤的本质，这是反抗对时代的不满、一种叛逆。光有这样的情绪，也意味着有他们这代人的局限性——缺乏荒诞的东西、温暖的东西，或者是对当代生活有更公正的眼光。第三个问题是他们在话语方式上非常的个人，很有个性、很飞扬。我个人觉得这样的话语方式过于单一，因为就现实而言，中国社会已经变得不幽默。

  彭学明：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宝贵财富

  改革开放３０年来，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里，少数民族文学丝毫不输给汉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少数民族文学所具备的博大深沉的民族情怀、泱泱浩浩的民族气象、清洁纯净的民族品质和坚韧磅礴的民族精神，构成了少数民族文学刚直而整齐的风景线，组成了少数民族文学弥足珍贵的民族品格。

  每一个少数民族作者都有自己深爱的土地，不管他们身在何处，他们文学情感的脚步都是沿着故乡回家的。他们对民族的吟唱不是装腔作势，而是出自内心、发自真情，这种稀缺的民族情怀，是民族文学作品最宝贵的财富和资源，也是民族文学最大的情感动力。他们记录民间的幸福、民族的荣光，和胸怀现实、心装苍生，泱泱浩浩的民族文学焕发成民族记忆和民族符号。藏族作家阿来写了《尘埃落定》等都是民族气象的美丽人生和花朵。民族文学的品质是真、是善、是美、是爱，质朴、纯净是中华民族最真实的颜色。对传统民族文学的缅怀和追忆，为我们留下很多文学财富。

  少数民族作家们对民族品质的记述，是对少数民族本质的记录，我们看到的是民族的自省和自觉，是民族的自爱和自强，是每一个民族坚韧磅礴的精神。

  期刊与出版：

  见证30年文学发展

  坚守文学基本品位

  李敬泽：文学期刊的繁荣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中国的文学期刊在改革开放３０年中，得到了巨大的繁荣和发展，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只有三本文学期刊，到了８０年代早期，中国的文学期刊就已经是遍地开花了，而且文学期刊在８０年代初的影响力达到了世界文学传播史上空前绝后的程度，确实给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复兴、繁荣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某种程度上说，文学期刊是塑造８０年代、９０年代中国文学重要的、基本的力量。那段时间里，文学期刊影响着中国文学，它的判断、它的审美趣味，它对我们精神生活的观察，它对文学创作潮流的推动，毫无疑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到了９０年代，文学期刊陷入困境。９０年代末期大众传媒兴起、网络兴起，整个文学的生态、整个文学的发展体制，整个写作者的基本生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现在的文学期刊需要向８０年代学习，要勇敢地肩负起对中国文学的责任，依然要有充分的自信去探索标准，艰难地思考。

  潘凯雄：改革开放解放了文学出版的生产力

  对这３０年的文学出版，我想用两句话来描述。一方面，改革开放大大地解放了文学出版的生产力，使文学生产从复苏走向了兴盛。另一方面，文学出版也通过自己的出版行为，为改革开放、为国家的全面协调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有一些贡献还是开风气之先。

  这３０年的文学出版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复苏期，大致上是指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９年，它的突出主题就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复苏文学出版，标志性的事件有几件：解救“书荒”，重印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通过一系列的出版行为践行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有的行为具有标志性，开风气之先。

  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９年是转型期，在文学多元化的大背景下努力探索既坚守文学的基本品位、基本底线，又积极探索文学出版多元的路径。一方面是文学地位从“高温”回复到常态，另一方面是从“皇帝女儿不愁嫁”到如何进入市场，如何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２０００年以来，文学出版走进新世纪，所谓“文学边缘化”程度加剧；市场化进程加速，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市场秩序与规范缺失问题日趋突出；体制机制观念陈旧问题日益凸显；数字化浪潮滚滚袭来。

  经验体会篇：

  火热生活让文学沸腾

  宝贵经验使思辨燃烧

  杨宏海：深圳文学的三个可贵实验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深圳文学，是改革开放催生了深圳文学，而深圳文学又为改革开放做了一些实验。我认为有三点实验可圈可点。第一点是，深圳文学丰富了当代文坛的文体写作和人物发展。因为在我们深圳文学２８年的创作实验中，如果我们把它放到全国当代文坛的平面上来看，我觉得下面几位作家可以引起关注。比如，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杨黎光的《没有家园的灵魂》、《园青坊老宅》，曹征路的《那儿》、《望苍茫》，李兰妮的《旷野无人》等等。

  第二点，深圳文学可贵的实验还在于他为当代文坛提供了两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一个是打工文学、一个是青春文学。深圳作为全国劳务工最多的城市，必然会产生打工者的作品，这就是打工文学。打工文学的出现为我们来自市场经济第一线的底层写作者提供了实现他们文学创造的权利，我觉得它的价值已经超过了文学本身。第二个文学现象就是青春小说，或者说青春文学最早写青春小说的是来自深圳育才学校的郁秀，之后有妞妞的《长翅膀的绵羊》等等，他们的这些作品也展示了深圳少年作家们文学的想像。

  第三，深圳文学的实验还体验在它在探索一条对体制外作家的培养和发展，对文学体制进行创新和改变的路子。因为深圳作为年轻的移民城市，它引进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包括在各种阶层出现的作家。在这种作家中，最多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体制外的作家，相当于我们作家总体人数的８０％以上，这些体制外的作家，他们来自方方面面，分布在各个阶层，他们的出现成为“文学生力军”里最有实力的一个方面。

  杨黎光：报告文学创作要不断创新

  十几年来我写了十几部作品，对报告文学的写作我有这么几点体会。第一，我认为报告文学作家首先应该是行动主义者，写到哪，脚步就要到哪，你不到所有必须去的地方的话，你就写不好报告文学。

  第二，回顾三十年来的报告文学创作，有一个特点，作家的作品和整个时代必然是密切相关，因为报告文学不是小说，必须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

  第三，报告文学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之后，往哪去？和小说、和期刊、和所有文学的主体完全一样。虽然报告文学在三十年来是所有文体当中迅速发展的文体，但是它也面临彷徨的命运思考，我一直在想这些，并没有完全想明白。我在写非典的时候开始转型，我在报告文学上面加了三个字：“思辨体”，这个报告文学的写法既不以人为主体，也不以事物为主体，以思辨为主体，以思考为主体，以人生的总结为主题，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报告文学开始转型，我认为文体要不断地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