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开放”历史叙述的起点，到今年正好30年。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和民间，都会有许多的论述。就历史叙述而言，分期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叙述的起讫点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并非仅是简单的自然时间。如果考虑到三中全会首次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而30年后的今天又是中国举办具有象征意义的奥运会以及“神七”太空行走等等，那么这30年被确定叙述为“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进程而成为这段历史叙述中最重要的叙述基调或框架就不言自明了。

当然这是一种具有创世神话的纪念性的历史叙述。不过对于精神史，特别是文学来说，这样的基调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如果我们不将文学仅仅当作这种历史叙述的一个部分或注脚的话。但这也并非体现为文学的“独立性”。文学依然和它赖以产生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有着无法割裂的联系。因此，在巨大的社会文化变迁的背景下讨论“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文学并非没有意义。

“伤痕”、“反思”：知识分子的自我书写

1985年：“文学的自觉”

很长一段时间评论界将1977、1978年之后的文学命名为“新时期文学”，其中的政治涵义不言而喻。不过现在这个概念几乎没人再用了。《班主任》(刘心武)、《伤痕》(卢新华)是早期很有影响的两篇小说，被称为“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这些及其后被称为“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作品占据了文学的主流，其原因并不在于美学上较之前的作品有多大的不同(比较《班主任》和“文革”时期小说的叙述方式，其实差别并不大)，而在于它们所具有的强大的“控诉”和“抚慰”的社会、心理功能：其一是契合了政治上对“文革”的否定(主要表现为对“四人帮”的批判)；其二则是提供了泛滥的大众情感的宣泄渠道。由于此一时期文学承载了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功能，其直接结果是文学地位的上升，大容量的文学期刊涌现(《当代》、《收获》、《十月》、《花城》最具影响，称“四大名旦”)，而中篇小说也成为主流的体裁。

值得关注的是，此一时期文学在对“文革”或“反右”历史的叙述中，无论是“控诉”或“疗伤”，重建历史并形塑知识分子在其中的主体地位也成为知识分子自我书写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一个反省、重建并英雄化的过程。除个别作家，如王蒙，会在作品中表达对历史及个体身份的困惑外，一般都会在“苦难记忆”的书写中，将苦难转化为自身坚贞不屈、秉持理想的一个人格证明(如《大墙下的红玉兰》、《天云山传奇》)，而在自我证明的同时，也确立了知识分子以文学代社会发声的地位。因此，从这一方面说，1980年代前期，文学和政治处于一种难得的蜜月状态。

当然，也有在主流之外的，比如汪曾祺，他的《受戒》、《异秉》等小说，不同于主流文学的宏大叙述，而写日常生活中的韵味，如散文一般。虽然写得好，但因为很难纳入“伤痕”或“反思”的文学叙述框架，因而在当时并不太受到关注。

事实上，较之“伤痕”文学，更值得一提的应该是《今天》杂志和“朦胧诗”，再往前推，还可以追溯到“文革”的“地下诗歌”，食指、芒克、多多、北岛、舒婷、顾城是他们的旗帜。对个体精神的强调，“怀疑”和“否定”以及某种悲剧性的英雄主义精神，是他们共同的特征。一直到80年代中期，他们才完全获得主流文学的承认。从否定、争论到承认，这样的转变，同样可以解读为当代文学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转变以及最终获得合法性的过程。

1985年：“文学的自觉”

如果一定要确定一个时间来表征文学的转折变化的话，那么1985年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尽管“伤痕”、“反思”文学的阐释者以“文学是人学”、“人道主义”高张“人的主体性”，但显然“人道主义”并非文学最终的目的地；其背后的现实诉求亦隐约可见。而其后的所谓“改革文学”更是直接呼应现实政治。因此，对文学“恒久”价值的追求成为一些“知青”作家的努力方向。这就是1985年的“寻根文学”。总体上说，“寻根”口号的提出源自文学如何超越现实获得恒久价值的问题意识；而经过数千年历史流转积淀下来的“文化”在他们看来正具有这样的价值。不过“寻根文学”是一个理论和创作都显混杂的文学现象，也并非因为写了文化，作品就天然地具有恒久价值，其间文化如何融入内心并转化为审美表达，都要靠个人造化，不是理论和口号所能解决的。“寻根文学”中最好的作家是阿城和韩少功，阿城是知青作家的异数，《棋王》甫一出手，便鹤立鸡群。

1985年的另一个异数是刘索拉，她和陈村、徐星和残雪的出现，被评论界称为中国真正的“现代派”来了。关于“现代派”，长久以来一直是“腐朽没落”和“颓废”的代名词，1980年代初，就有作家开始呼唤“现代派”，理由也很妙：中国要现代化，就要有现代派。作品方面，较早的有王蒙借鉴“意识流”写法的小说，虽引起争议，但影响却也有限。直到1985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发表，才引起轰动(此小说获当年全国优秀小说奖)。现在看来，这些小说并没有什么特出的技巧，有的还是直接的模仿(比如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对塞林格《麦田守望者》)，但小说里呈现出的反叛意识，荒诞感、孤独感等现代主义的审美倾向，意味着某种异质性在当代文学内部已经生成；如果联系到同年的“新生代”诗人提出的“pass北岛”，以及“反崇高”、“反文化”的文学主张，就会意识到，在80年代中期，禁忌、成规或偶像已然坍塌。如果要说当代文学的转折的话，这应该就是了。

事实上，1985年的意义还不仅于此。应该提到的还有两个人，那就是马原和莫言。马原也是横空出世，那一年发表《冈底斯的诱惑》，说实在话，他并不算是一个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家，但就如他的小说《虚构》的名字一样，他以小说的方式昭示文学的“虚构”的叙事性质，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还原为一种“艺术成规”；在经过一番对马原小说结构的解读尝试之后，批评家吴亮无奈地放弃了对其翻空出奇的结构背后“意义”的探寻，而直接宣布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叙事圈套”。他的小说被称为“元小说”。这是马原的重要意义：文学不是反映，而是虚构，是叙事而不是叙事背后的意义构成文学最重要的元素。如果说马原是以“元小说”的方式强调叙事的话，那么莫言的小说则强调语言的感觉。语言并不是载体而是目的，对文学语言审美的独特性的追求成为检测一个作家才能的重要标尺。“有感觉”、“感觉特棒”是当时作家、批评家褒扬作品最流行的语汇，尽管它们看上去似是而非并缺乏必要的客观标准。莫言在那一年一口气推出了《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枯河》等小说，引人注目的是小说的叙述语言——经由一个过于敏感的感官过滤后呈现的感觉化和非常态的语言世界。膨胀的感觉和密集的意象堆积如同语言的自我生长，迫使阅读从故事情节中脱离出来而转向对语言本身的注意。

某种程度上，1985年经由“寻根文学”对文学恒久价值的寻求，“现代派”对“现实主义”的背离，马原对“叙事”的强调和莫言对“语言”的推崇，似乎可以画出一条通往“文学自觉”的线索，最后的落脚点，是文学的形式。这是一个解放，但也隐含着某种不安。

90年代：文化溃败？

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出版，引起轩然大波。彼时的争议多在其中的性描写，但今天看来，小说结尾主人公庄之蝶的仓皇出逃所呈现的文化溃败的景象却正是19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境况的一种象征。这种境况，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文学“世俗化”的过程。其缘由一方面是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在80年代的巨大变化，另方面则是文学自身的演变。就文学而言，80年代末呈现两股走向，一是由1985年“文学自觉”引发的文学的“先锋实验”。这主要指余华、苏童、孙甘露等人的小说；马原是他们的源头。先锋小说在80年代末达到鼎盛，但这种形式实验很快式微，似乎证明“文学自觉”后将文学精神建基于对形式的极端追求亦是歧路一条；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是其中优秀的作品。另一条路是所谓的“新写实”小说，如池莉的《烦恼人生》和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他们更关注小人物的世俗生活。在这里，“原生态”成为一个常用的似是而非的词，被评论界用以对抗“现实主义”而获得某种“客观性”。但显然，同“现实主义”的“典型”一样，“原生态”同样也是一种叙事成规，其背后意味着一种对精神向度的放弃。如果说，文学在80年代初通过苦难叙事凸显知识分子自身正义的同时，这种正义也放大为社会承担，那么在“新写实”的叙述中，这种声音是弱不可闻了。1990年热播的电视剧《渴望》可以从另一面反映出这种变化——以往作为道义担当者形象的知识分子在《渴望》中却成为自私、懦弱和背叛的道德负面形象。在某种意义上，这的确可以看成是一个时代结束的预言。

1993年，除了《废都》，还有一位作家值得我们注意，他就是被称为最后一个先锋作家的北村，他是先锋作家中少有的在写作中对精神向度保持探寻的作家。这一年他发表《施洗的河》、《最后的艺术家》等小说。黑暗、绝望和救赎是小说的主题，这虽然和他个人的宗教信仰有关，但这些主题所显示的对时代的感知和判断却绝不仅仅是个人性的。

从《废都》到《施洗的河》，在这些作家笔下，似乎都在呈现90年代中国社会“世俗化”进程中，一种“精神缺失”和“文化溃败”的末日景象。而从这样的判断出发，就不难理解在同一年爆发的“人文精神讨论”中许多人对90年代文化境况的深度忧虑。

另一种声音：韩东和朱文

事实上，对时代文化的整体道德价值判断并不能代替对文学的判断，二者并非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有时候糟糕的时代反而能产生优秀的文学，更不用说优秀的文学往往出现在道德审判被延期的领域。

1990年代当然有许多优秀的作家。就文学和时代的关系来说，优秀的作家对时代应有深刻的理解，并且能将日常生活的经验转换为独特的文学经验，只有这样，他才能以文学的方式进入时代。在某种程度上，90年代是以一种强行的方式进入我们的生活的，当80年代所憧憬的“伟大的进军”在90年代实现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一切是那么的陌生和面目全非。“失语”成为众多人的共同感受。对这个时代，或者是深陷其中(如90年代中期的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以及何顿的一些小说)，或者是激烈地拒绝(如北村)，但这二者都不能让我们对时代有所发现。以往的文学经验无法将片断、破碎的经验整合成完整的认知。一句话，无法把握时代。这时候，就需要寻找新的文学经验来叙述和构造。在我看来，韩东和朱文就是这样的小说家。韩东的“可能性”和朱文的“轻逸”，都成功地以文学的方式呈现出他们对时代独特的发现和理解。

90年代必须要提及的一个作家是王小波，将他单列出来除了表达对他的敬意外(他生前在文坛几乎默默无闻)，也因为他是一个潮流外的“独特的作家”，他的想象力、智慧和思考力都超越同时代的作家，尤其出色的是他能将对历史和时代的深刻思考转换为令人惊异的新的艺术经验。

“底层写作”：社会责任的回归？

2005年，曹征路的小说《那儿》发表，被认为是“底层写作”的一个重要标志。之前之后都有一些作家开始关注社会的底层群体，对他们的命运表达某种同情、愤慨，乃至表现一种久违的社会批判的激情。这是中国社会在当下急剧分化后的一种必然现象，也是80年代“文学自觉”后作家希图在写作中重新找回社会道德批判的努力。在我们所熟知的各种关于文学的知识中，可以很容易分别找到对此种写作的鼓励或摇头的理由。或者强调作家的社会良知；或者提醒文学并不是社会批判；又或者善意地提示在社会批判的同时注重文学性的表达。事实上，这些知识都能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寻找到各自熟悉的历史回声，因而要想在其中确立一个正确的答案是徒劳和不智的；有时候要相信历史是一种轮回。文学并不是一个本质性的概念，用它来要求和评判“底层写作”是一种标准的错用；而同样，“底层写作”也不要想用“文学”来漂洗自己的身份而成为“文学派对”中的新人——那只会让自己变得不伦不类。

网络写作：未来无法预知

毫无疑问，网络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改变人们对文学的传统认知，人人都是作家，人人都可以发表作品的梦想不需要经过多少努力就可以轻易实现。借助网络的走红进而迈进传统的文学出版市场，成为一条文学成功的捷径。最早的榜样是台湾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然后在大陆也有了宁财神、慕容雪村，以及无数的跟风作者。吸引眼球成为网络作家首要考虑的因素，这造成大量的类型小说的出现(如职场、玄幻、穿越等)，另一方面，传统“文坛”的影响力也大大降低，2006年韩寒和白烨的网络争论事件，缘由韩寒对白烨批评的激烈反弹，事实上其质疑的却是文学的评价体制及体系，在文学消费的时代，评价一个作家好坏的标准，“专家”的意见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销售量或点击率。不要低估网络对文学生态环境的巨大改变，它正极大程度地改变固有的文学写作、流通、出版和评价的方式。举个例子，尽管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但可以肯定，大众的阅读习惯正逐渐由纸面转向网络，它所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是纸面文学期刊的发行量，更影响了作家的产生方式、文学趣味的形成以及评价标准……这些正在和尚未改变的情形，会让今后的文学呈现出如何面貌，没有人能够做出预测和判断。

回望这三十年的中国文学，那些曾经激动人心的，曾经颓丧绝望的，都在或快或慢地退去，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也没有那么糟。事实上，潮流之外，仍然有许多作家，像王安忆、史铁生、李锐、韩少功……他们依靠自己坚实的写作，累积着文学的厚度，也正因为此，在未来，文学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