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晰记得张闳先生曾写过一篇文化批评，题目叫《“媚语大师”余秋雨》。文章批评了余文的恶俗与浮夸，在以隐秘与暧昧的方式，向权力不断地献上“媚语”。

　　媚语者，有大师，就会有小丑。比如，最近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两首有关地震的词，就成为最丑陋的“媚语”了。他竟然以遇难者的口吻，感叹国家人民救灾努力，发出“纵做鬼，也幸福”的感慨，并表达了“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的愿望。（详见今日本报A17版）

　　面对汶川地震，这两位“媚语派”人物，也的确让公众见识了媚语之虚伪与恶俗。先是余秋雨以一篇《含泪劝说子女被校舍压死的家长不要告政府》的博文，让公众看了一场文化戏子表演的“鳄鱼泪”，再就是王兆山以词来代鬼“立言”，亵渎逝者，让公众知道文坛新出了一个冷酷冷血的“鬼魂派”。真是“南有余秋雨，北有王兆山”。

　　这种迎合权威、争做权力奴仆的行为，太过令人心寒与悲愤。这些无疑就是当前媚语文化最艳丽的口红了。文化担当，最起码是勇于说真话来为弱者代言，然而，这些“媚语文化”要么是极度冷血，要么是献媚。这种消解公众权利意识、让人们以生命来感恩的行为，极度不负责任，既对公民精神形成误导，也对生命尊严造成轻佻的亵渎。

　　不论是余秋雨那种隐秘的媚态，还是王兆山赤裸的媚笑，说到底，都是为了在现实世界里获得左右逢源、如鱼得水的生活状态。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媚语派”的代表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成为时代的宠儿，他们总是不失时机地去挠一把权力的痒处。就是通过一次又一次对权力的暗送秋波与倚门卖笑，在“口红效应”下，他们获得了所谓的人生灿烂。

　　如果这种“媚语口红”成为主宰文化价值的风向标，那实是太可怕的事。不必讳言， “媚语文化”的气息弥漫，本身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对精神伦理探求的障碍。试想，在山东作协副主协王兆山的媚权文化统领之下，又怎么可能搭建起倡导“正义话语”的文化平台呢？要经过媚权文化标准的钦定程序，恐怕那些具有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人格的文化产品也多会无奈地面对胎死腹中的命运吧。难怪山东有作家因羞于与王兆山为伍而愤然退出作协。

　　文学艺术根是“人学”，人学即是“人性学”。然而，像王兆山这样以“纵做鬼，也幸福”来为死难者代言，视角就只有媚权，没有人性，当然免不了招致强烈诟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