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正如木桶容量永远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一样，一个城市的现代化水准同样取决于发展的“短板”，比如城市的 垃圾处理系统。

　　在许多发达国家，城市每年的垃圾量呈负增长，有的国家为了避免垃圾处理工厂闲置，甚至要进口垃圾来处理，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大多为垃圾“焦头烂额”，垃圾处理设施则严重匮乏。

　　北京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缺少垃圾处理，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垃圾围城”，此后政府开始重视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但由于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和经济高速发展，北京的垃圾问题依然严峻，目前北京每分钟产生的生活垃圾达7吨，垃圾随意堆放、填埋、焚烧较为普遍。这种情况下，建更多先进的垃圾处理设施，显然是城市发展的必须。所以，有关部门追求建设垃圾处理场的高效率，似乎可以理解。

　　不过，需要反思的是，像六里屯垃圾发电厂这样的项目，一个造福公众的民心工程，却遭到了公众的反对，最终被环保总局叫停，为什么？

　　民心工程为什么会“不得人心”呢？很大原因在于，以效率为先，使得决策流于武断和草率。

　　据报道，早在1995年，环保部门就反对在六里屯建垃圾填埋场，可是垃圾填埋场还是建起来了。此后，这里准备再建垃圾发电厂，可民众和专家的反对声依然无法扭转决策。北京西北部小汤山下的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在选址时，同样遭到专家质疑，因为该地不仅属于京城的上风上水区，周围还有着许多村落，但专家们的反对声同样没起作用，填埋场最终建了起来，周围不久也出现了几个“高病村”。

　　有调查报告显示，北京现有490处垃圾场中，污染风险大的达126处。许多垃圾处理场周围生活着大量的民众，他们一年四季被垃圾的恶臭所困扰，被空气的细菌和土壤中的毒素侵蚀着健康。当然，这些居民的境况受到了政府的关注，他们享受到一天3元的补偿或免费的纯净水，但这些并非根本之策，出路在于，政府应该投入大量资金，加强垃圾场改造，使之彻底无害化。对于那些难以改造的，应该组织居民搬迁，由政府为他们安置新居。

　　对于新建垃圾场，显然政府应该有更多措施。据报道，北京将制订垃圾焚烧场环保标准，首次确定与居民区的安全距离，这个标准值得期待。

　　不过，之前国家对于垃圾场建设已有相关规范，只是写在纸上的标准并没有得到落实。所以，当前亟须改革的应是垃圾场建设的决策机制。

　　垃圾场建设的决策机制，从规定程序上是完善的，《环评公众参与暂行办法》赋予了公众参与项目决策的权利，此外还有专家论证制度，地方环保部门监督，同样意在防止“拍脑袋决策”。但现实是，不管是公众，还是专家和环保部门，他们的声音和力量实在太弱小。

　　所以，科学的垃圾场建设的决策机制，就要用制度保障公众、专家、环保部门在决策话语权上的足够分量。例如，立法部门应制订更完善的公众参与建设项目决策的法律，保证公众参与不走过场，充分而有效；赋予专家论证和环保部门“一票否决权”，让那些有潜在环境危害的建设项目，难以强行上马；让城市规划制订更具长远眼光，充分引入环保的考量……

　　建设垃圾处理设施需要一定的效率，但是，追求效率不能跨过必要的程序。践行“又好又快”地发展，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