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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面向农民工子弟设公有民办公益学校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09-9-22 11:39:00
 
 一年级的小勇已经开始习惯,早上六点多就起床,在晨光中独自一人走路去上学。每天,他都是第一个到校,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独自坐着读语文课本。此时,父母已出门开始一天的打工。

  当中国青年报记者问“爸爸妈妈是做什么工作”时,他旁边的本地同学马上笑着大声回答,而这个来自贵州的孩子瞪着大眼睛,一直紧闭着嘴巴。

  他的小脑瓜还不清楚,自己所在的小学很“怪”,怪到整个中国还只有5所。它既不是公办小学,也不是私立小学。

  9月8日,这所“新公民学校”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揭牌,性质是“公有民办非营利公益性学校”。这一改变教育产权的新模式,最先在北京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试点,但政府支持力度不足。温州这所,是公办学校的首次转型尝试。

  有媒体报道认为:“这是通过制度创新,探索政府于市场之外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条道路”。民政部部长李学举指出,其意义和影响不亚于希望工程。

  天上真会掉完美的馅饼?初试水的模式是否真能如预期运行?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探访了这所开学两周的新模式学校。

  一篇“攻克”本地家长心病的讲话

  新上任的校长黄瑞华就遇到了第一道关卡。

  “老有人问我,“新公民学校”是只招收农民工子女吗?这也是一个误解。”黄瑞华在他大开着门的办公室里说。隔壁教室孩子咿咿呀呀的读书声在午后阳光里不断传来。

  “我们不是只招收农民工子女,也要承担本地子女的义务教育任务。但是新公民学校这一变,很多本地家长有意见,不乐意。”

  接收农民工子女多,本地学生就可能流失。发起新公民学校项目的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认为,农民工子女达到30%就是一个危险的警戒线。

  “比如北京城乡结合部一批公立学校,清一色接收农民工子女。因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程度与同年级的北京孩子比,可能相差两年,老师上课没法上了,家长不干了。说那不行,赶紧转学,结果城里的孩子就全部跑光了。”徐永光说。

  9月6日,黄瑞华首先请来了所有本地学生的家长,一百多号人坐进了阶梯教室。

  家长们还没开始“发难”,出乎所有人意料,这位新上任的校长首先替他们倒起了“苦水”。

  “你为什么想不通?第一,学校是本地政府建的,也有本地家长纳税的血汗钱一份,现在这学校主要都接收外来务工子女,你肯定心里过不去,觉得‘鸠占鹊巢’吧。”

  “第二,怕自家孩子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跟着农民工子女跑,被‘带坏’吧。”

  “你们有这些顾虑,对不对?”

  此话一出,满座家长一愣,继而纷纷点头。

  “什么新公民?就是民工!”甚至有本地家长在座位上这样说。

  “我们不藏着,不掖着。我跟你说,你没必要这样,你的担心也是学校的担心。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引进这样一种新的教育理念。”黄瑞华趁热打铁,说道。

  “第一,因为这些家长是非常勇敢的,他们勇于背井离乡来工作,他们的目标就是创造更美好的明天,这样勇敢的一群人,他们的孩子能差得了吗?”

  “第二,一个班有几个省的孩子,也就有几个省的文化。现在我们大人都是到二三十年后,才有机会接触别的地方的文化,如果你的孩子能更早接触十几个不同地域文化熏陶,不好吗?”

  “第三,这学校是一种新形式,就会受媒体和政府关注,受益者是谁?是孩子。以前我们的老师可能不够自信,但媒体、政府都关注后,老师也会感到受到重视,教课也就认真起来,受益者是谁?还是孩子。”

  “我们当然知道,城市、农村孩子同在一起学习是最好的,但只有公立学校才能让孩子在一起,公立学校又装不下这么多孩子。这是一个悖论。因此必须要用公益学校来补充。”徐永光说:“公益性质导致学校与城市不是隔离的,始终是开放的。孩子们经常接触来自城市的志愿者、大学生,也有社区活动、城乡小伙伴活动,眼界就能开阔。”

  每年的本地生源数是基本固定,今年新公民学校首次招收的84个新生中,本辖区11人,其他都是外来工子女。

  目前学校只有一幢老教学楼,教室少,因此还要求家长提供“六证”(父母工作劳动合同、房屋居住证、孩子防疫证、一年以上暂住证、原乡镇无人照顾证明、户口簿等),才允许入学。

  目前龙湾区教育局、沙城镇政府、共青团温州市委、共青团龙湾区委以及龙湾区人民教育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五方共同出资筹款,为学校建一幢新教学综合楼,预计2011年9月建成后,将增加到24个班。

  “我们主要面向的还是农民工子女。”黄瑞华说。

  钱从哪儿来?怎么管?

  是不是新公民学校,农民工家长就一分钱不用出?

  “新公民学校”学生学费的算法非常简单:如果招90个孩子,其中30个是由政府买单,另外三分之二就靠企业捐助。“今年招了84个孩子,两个班。本学期的资助者已经找到了,龙湾区青年企业家协会捐了30万元,所以学生就一分学费不用出。”

  如果哪学期捐助不足怎么办?

  “不足的部分,还由全部的家长分担承担。因此,以后的学费是不固定的。”

  学校采取“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目前五个年级都是老生,目前学校无偿使用着原公立学校的校舍,区教育局还配备了不少于1/3的公办教师、并提供不少于1/3的公办经费和生均补贴。所以目前学校90%以上都还是政府投入。

  “随着老生不断毕业,政府这块蛋糕会慢慢变小,还需要社会力量持续增加投入。我们的目标是争取农民工家长的支出尽量接近零。”黄瑞华说。

  学校靠“善心钱”生存,怎么保证资金安全干净地运行?

  “学校依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公开透明财务管理,资产是大家都给学校,不是谁个人的。学校定位是非盈利的。”新公民学校项目官员上官利青解释。

  “与民办学校的区别是,钱只进入学校,没有股东分红这一块。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从中分红、营利或取得任何回报。”

  “公有民办”模式下的规则是,学校的财务每月向理事会汇报,校长每学期向理事会汇报。

  理事会的成员是前述五个出资方及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代表,还有校长、教职工代表和其他重要捐赠人。实行一人一票制。

  理事会和校长分开运作,互相监督。

  校方不收取、管理捐款,两个面向社会的捐款账户由人民教育基金会、共青团龙湾区委管理。

  “校长不会管钱,也不会到处跑拉钱。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内部教学管理,就是把教师积极性和能力提升、把学生整体素质提升。”黄瑞华说。

  在校门口,原“沙城镇第三小学”的牌子和“新公民学校”并列挂着,黄瑞华说一直不会摘下来。“这是标示我们的学校不管怎么去办,最后都是归于国家的资产。”

  20年前100万儿童失学在农村,今天100万失学在城市

  2003年,全国妇联调查发现,有100万进城农民工子女在进城后失学。

  20年前,也有这么一个“100万”。当年希望工程调查,农村贫困地区有100万孩子失学。

  “以前发生在偏远的农村,现在是大中城市。20年以前农村孩子失学是因为贫困,今天农村孩子失学,是因为转型期的教育不公平。”徐永光说。

  温州市龙湾区的67.8万总人口中,外来人口已达37.3万,超过了本地人口。据统计,目前当地公办小学中的农民工子女人数也已超过本地生,占总数近六成。即使这样,仍有近一半的农民工子女就读在条件较差的民办学校,这些校舍普遍存在较严重的安全隐患。

  去年龙湾区政府下决心打击,取缔了16所非法民工子弟学校,却又带来了需要分流的6000多名孩子。

  但目前的状况,已是地方政府财政所能背负的极限。“财政压力太大了!”龙湾区教育局局长陈建淼说。

  是不是政府应该全部包下来?徐永光认为,这样的要求并不现实。

  “自从去年全免费以来,公立学校接受农民工子女实际上在倒退。以前是偷偷让农民工交钱把孩子送到这里,现在不能这么干了。于是纷纷提高门槛,要求‘七证’、‘十证’,把农民工子女往外赶。”徐永光说。

  “就算政府有钱,政策宽松了也会出现洼地效应。”这样的后果已发生过了,在温州的瑞安市。

  在中央“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公办中小学为主”的政策出台以后,瑞安市曾宣布,进城农民工的孩子由公立学校全部接收,但很快就“招架不住”了。“不光是农民工把自己的儿子、女儿带来了,七大姑八大姨的孩子都过来,根本无法招架,最后打住,还得设门槛。”徐永光说。

  “原因还是教育资源不足问题,而教育资源又落在经费不足上。”南都公益基金会新公民学校项目总监张治中说,“这一困难目前在公立、私立学校,都是无法轻易跨越的制度尴尬。”

   追问新公民

  “为什么我们要使用千米而不用里做单位呀?”在黄瑞华的数学课上,孩子们有一次这么问。

  这位每天早上六点多出发、开一小时车赶到学校的新校长想了想,反问:“就像大家在一个班,如果你说自己家的湖南话、山东话、四川话,互相能听懂吗?那我们该说什么呀?”

  “普通话!”孩子们马上大声答道。“对,所以我们要统一用千米啊。”

  在这所处处挂着孩子们红黄蓝绿的蜡笔画的“新公民”学校,校舍还是老校舍,教育的方法和思维却悄悄地“新”了。

  “常规教育计划与公立学校一样,但南都的资金会投入额外的学生素质拓展项目。”上官利青说。比如“君子动手不动口”活动,让孩子在社区发传单宣传环保,孩子自己需要向别人宣传,他就会明白自己先要这么做,引导起“以身作则讲公德”。

  “新公民的概念是相对的,我们这一代对爷爷辈来说都是新的公民,孩子们相对我们又是新公民。我的理解就是要培养能融入社会、能走向世界的新公民。”黄瑞华说。

  开学前一天,全体老师参加了一天“拓展训练营”。在鼓周围系上十几条长绳,老师们拉着鼓在半空中上下振动,配合得好,就能把鼓面上的球弹起来。有一人用力不均,球就会弹歪或滑掉。

  原本就在三小教科学课的施老师笑着说:“我教了十几年书,从来没见过这种训练。这个好,很有团队的体会。”他们组原本一下都弹不到,最后竟弹了一百多下。

  “现在你能感觉到,老师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黄瑞华说。

  “希望工程是面向偏远农村的,人们都积极性那么高,农民工的孩子们都在我们眼皮底下,地方和企业的发展也都需要依靠这些孩子的父母,怎么不能伸出援手呢?”徐永光说。

  “现在都是办教育的人自己在呐喊教育、关心教育。其实,应该是教育的人安心教学,全社会来关心教育。”黄瑞华说。

  “许多孩子早晚也要留在城市的,帮助他们也是帮自己。”徐永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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