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正如它的首倡者刘少奇所说：“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一种是现在的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和现在工厂里面、机关里面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这是主要的。此外，是不是还可以采用一种制度，跟这种制度相并行，也成为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

　　半工（农）半读教育的试验高潮有两次，分别在1958年和1965年前后。

　　1957年11月8日，刘少奇对《参考资料》所载《美国大学生有三分之二半工半读》一文批示道：“此件送团中央一阅。中国是否可以个别试办？请你们研究。”此后，各地主要从勤工俭学的角度开展了讨论。1958年5月27日，天津国棉一厂所办全国第一所半工半读学校开学，51名学员，每天工作6小时、学习2小时；30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讲话，从制度变革的角度全面阐述了半工半读教育的意义。1958年8月1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江西共大”）开学，除总校外，还在全省各垦殖场设有30所分校，“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学习与劳动相结合，政治与业务相结合”，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在此前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举办半工半读的工人学校》等社论，《红旗》杂志发表了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文章；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规定今后半工半读学校将与全日制学校、业余学校同为我国三类主要学校。天津作为半工半读学校的主要发源地和试验地，曾有100多家企业试办。但随着“大跃进”后困难时期的来临，这次试验高潮甫兴即止，1964年天津仍坚持试办半工半读学校的企业仅剩7家。

　　1964年2月13日“春节座谈会”毛泽东对教育提出严厉批评之后，半工半读教育又被重提。8月1日、22日，刘少奇接连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党内报告会上发表《半工半读，亦工亦农》，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干部会议上发表《关于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讲话。他说：“我国现在的教育制度是不好的，必须改革。现在的全日制学校还不能不要，还是需要的，我认为以后不能再增加了。但是，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可以办，以后可以多半”，“将来要使它成为我们的主要的教育制度和学校制度”。“从长远来看，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可以逐步地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半工半读的中等技术学校或者大学毕业出来的人，是一种新人。这种人跟我们不一样，跟现在的工人、农民也不一样，跟现在的知识分子也不一样，而是一种新的人了。他们没有那个知识分子架子。”随后，农业部、卫生部、化学工业部、教育部、高等教育部等相继召开会议部署落实，中共中央转发江苏省《关于发展半工（耕）半读教育制度的规定（草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开辟专栏讨论，至1965年掀起新一轮试验高潮。据粗略统计，1965年下半年比上半年，全国半工半读学校由1700多所增加至4000余所，学生由26万余人增加至80多万人；1965-1966学年初，全国434所全日制高校中的177所学校、477个专业，开展了半工半读教育试点。

　　半工半读教育经过两次试验高潮，从起初着眼于勤工俭学、普及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转向了重在促进教劳结合、培养“新人”、变革教育制度、消灭三大差别、防止资本主义复辟。1965年与1958年的试验高潮相比，变化在于：一是由在现行教育制度基础上增加一种新的学校、教育类型，转向用一种新的学校、教育类型全面变革现行教育制度；二是由原来侧重于职工教育、职业教育扩展至整个教育领域，特别是借以推动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变革；三是由原来着重于教育自身改革，转向严重政治化的消除三大差别、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半工半读教育的两次试验高潮，分别发生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1964年国民经济调整基本到位之后，反映了普及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迫切愿望，体现了改变教育落后面貌的积极探索。如果将半工半读教育的两次试验高潮，置于新中国教育的历史进程来考量，它实是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教育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教育的一种摸索；进一步置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育事业来考量，又可以溯源至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勤工俭学、工读主义运动，更是革命根据地曾闪耀过的学习型社会曙光的再次辉映；再进一步置于19世纪中后期以来中国现代教育的历史进程来考量，则反映了中国现代教育的民族化追求，即在中国国情条件下，如何解决中国教育现代化问题，进而推进整个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现代化。

　　半工半读教育的实践“限度”，一是经济社会的发达水平，二是国家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引导，三是在教育领域的适应范围。实践证明，半工半读、工学结合主要应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或形式，即主要应是一种教学制度而非教育制度，主要适应于职业技术教育。至于在普通高等学校的部分学科专业，则主要是引进工学结合的理念，通过更加灵活的制度设计，使大学生获得延长休读时间以勤工俭学、“试业”创业的机会，以及促进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