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一下，著名私立大学哈佛大学宣称，只要你获得了比尔·盖茨先生的推荐，那么你就可以在该校的录取考试中，获得降30分的待遇；假如你拿到的是巴拉克·奥巴马先生的推荐信，那么，不好意思，你只能获得20分的优待；当然，如果拿到只是司徒望先生的推荐信，人家会跟你说，不好意思，欢迎你参加我们的自主招生考试，我们的大门，永远对每个人敞开。

这个时候，你会作何感想，是该赞扬一下该校不畏权贵还是狗眼看人低？

如果人家还告诉你，这项“推荐制”是希望“探索多样化人才培养的模式，从而逐步影响乃至改变高考一考定终身的现状”，这个时候，你该用什么样的表情，来对待这一高水平的“辞令”？

对于私立学校的举措，外人也许无可置喙——决策的合理性与否必将在市场选择中得到检验：认同或者惩罚。但是，对于一个本应该属于“公共资源”的分配，需要经受正义伦理的检视。这是最近北大推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引发舆论广泛争议的关键原因。

北大的论调也许能切中公众的期盼，因而显得“导向很正确”。不过，从所有的信息透露，这可能只是校方的自我陶醉而已，至少至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举措与制度的任何进步有关。著名教育家、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校长实名推荐制是个昏招，因为这种做法没有抓住高校改革与高考改革的本质问题——以权力标准分配教育资源的格局并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

以改革为名所进行的尝试，也许是一个为自身合法性辩护的最佳理由。但是，需要指出，改革也许确实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试错。但是“改革”本身，并不是其合法性的天然保证。换句话说，口号也许可以叫得很响亮，理由也许很冠冕堂皇，但是，如果以改革为名的举措，是以明显对公平正义的伤害、对大部分人合法权益赤裸裸的侵害，这可是明摆的缺德。而且，谁又能保证，在那些响亮、冠冕堂皇的口号之后，不会是一张张贼笑的脸、一个个利益小算盘。

毫无疑问，公众对“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诟病和焦虑，并不是由于他们对高考制度的保守看法，而是对公平正义的敏感认知。公众对教育改革的深深不信任，只在于教育改革的权力博弈基于利益的“双手互博”而让公众置身事外的事实。

北大校方究竟要如何面对这样的追问：为何绝大多数农村中学学生就可以被排斥在这享受30分降分的优待之外——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遇上了一个办学条件不那么好或者名誉没那么好的校长吗？如果这几十名“推荐生”仅仅是对北大优质生源的补充，北大又有何理由声称，这将对现行高考制度构成了纠偏？

在整个过程中，被强化的是权力，被淡忘的是权利。

这样，显而易见，“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根本就构不成对现行高考制度的突破，反而在事实上，激起了公众对高考制度“公平”的想象——在北大推出这个举措之后，不少舆论认为还是要保持现行的高考制度的呼吁就是明证；而“推荐制”则与“自主招生”、“保送制度”等一道，满足了公众以及教育当局“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想象——如果结合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客观现实，我们便会发现，这不过又是一个“赢者通吃”的游戏。

而期望通过所谓“引领个人信用文化”把权力责任明晰化的良善愿望，不过是论者对中国教育现状认知的隔膜。中国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已经多年，现实如何？声称一旦校长敢受贿或接受说情自有败坏他名誉的机制等着他——这话要是拿来威吓小孩，估计可能还有点效果。

因此，期望北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能够成为“茶杯里的风暴”，如果不是无知的话，那只能说是太天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