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得不按考试成绩推荐学生上北大”，这句中学校长的泄底，或许会令很多等着看笑话的人欣欣然：怎么样，改革变味道了吧？更有甚者竟因此得以证明北大的“狼子野心”：说什么“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过是用一纸诚信协议提前将重点省市的“状元苗子”收入囊中，在与其他学校的生源竞赛中提前“抢跑”。

美其名曰“新高招”，最后仍未能跳出以分数定夺的窠臼，恐怕已非改革初衷。潜在水底的更深层问题却在于：以当前社会发展水平而论，中国改革似乎出现了一个新迹象，那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必须懂得先自我创造条件，再推进改革的新阶段。如若不谙此道，任何有美好愿景的改革都可能消弭在羸弱的改革共识中。过往仅靠一个不错的“愿景”，就能展开轰轰烈烈改革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如今的改革必须得有精细化的操作，目标指向、程序正义、监督力量，一个也不能少。放诸眼下，北大有改革勇气不假，但除了简单的“推荐后还有考核”等规定之外，对于可能出现的状况，是否有过充分论证与程序安排呢？

对校长推荐，有的中学搞民主公开，有的中学搞综合测评，这些都不啻为确保改革方向的睿智与创新。而简单按照分数排名推荐的校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实在缺了点勇气与睿智。改革绝非回避“见到矛盾绕开走”的“脚底抹油”精神。

改革需要监督，但也需要包容。比如有人质问北大，吴晗、钱钟书在世，可能被推荐否？也有人问，如此推荐，可有农村娃的机会？任何改革不可能一下解决所有问题，面对改革，一个重要评价标准就是相对之前是进步还是倒退。我们常年批评教育高招，一朝有人探出步子，我们又马上当“脚”一棒，复有改革氛围乎？

转型社会决定了我们现实的复杂，唯有建立起社会信任、制度约束等一套基本的法则，才能消弭面对改革动辄轻易“走形”的社会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