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之所以暴得大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沾了“狂”的光,很著名的“狂”。据《狂人刘文典》记载:安徽大学学生到女中闹事,一直闹到蒋介石插手,时任安大校长的刘文典面对国府主席,爱理不理,痛斥其为“新军阀”;刘氏名言一,天下懂《庄子》的也就两个半,庄子本人一个,咱刘文典一个,剩余半个大伙儿去抢吧;名言二,鲁迅是一个斗士,但斗士并不一定了不起;名言三,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如此臧否人物,委实狂得可以了。
中国政治历来有高压舆论的传统,反弹之下,另一面情形却是,民众敬慕那些特立独行之士,不管是真心假意,其言其行往往被渲染、被神化。刘文典的“谵狂”,正符合或部分符合了民众的心理期待,即使从正常人而言,刘文典有性格缺陷之嫌,却仍追了这狂人看风景。
刘文典的狂,是有真底子。这底子是国学。刘氏20余岁进北大任教,颇得胡适欣赏,胡适与之亦师亦友的良谊保持终生。在北大整理国故的运动中,刘文典首先选择校勘古籍《淮南子》,他“遍取《书钞》、《治要》、《御览》及《文选注》诸书,凡引及《淮南子》原文或许(许慎)、高(高诱)旧注者,一字一句,皆采辑无遗”(胡适),做成《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大书,精严有法,后又陆续做成《庄子》、《说苑》、《大唐西域记》等的校勘与整理工作,尤其《庄子补正》,煌煌十卷,极具灼见,奠定了在国学界的地位。作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之一,如此“狂”为肌,“学”为理,真学问,大性情,就不免令后人有绝版之叹了。
刘文典活在完全自我的境界里,欲仙欲死语无伦次。而支撑这种境界的全部力量便是“学问”或曰“学术”。一方面,那个时代尚能保证学术争论和精神的基本自由,少门户之见,用人与否概以学术标准为衡,故时虽衰糜,却为刘文典们的“狂”提供了衍生的土壤和空气;另一方面,因为刘氏心中以学问第一、学术至上,这种清教徒式的信仰不免和周遭构成对立,形成自然分野,有我无你,加上自视甚高,付诸言行便是对圈子之外者毫无遮拦地大放“厥词”,诟病乃至辱骂,对引为同道者的陈寅恪则是十二万分敬佩。
《狂人刘文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沉浸、聆听甚至四处嗅探逝去的大师的角落。的确,这是不乏历史感的人物传记,刘文典在书中似乎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一群有灵魂、有苦恼、有悲欢离合的人,一座座挟裹了时代风烟的城市。刘文典的性格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意味着万物各归其位、各得其所、各司其职。世间已无真狂徒,现时代的“狂人学者”陈丹青、张鸣、贺卫方与之相较,怕也是逊色了几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