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大此举一出，曾引发了当时上海高校界人士的一场讨论。赞成者高声叫好，认为其符合教育改革潮流。反对者则称，这只是特定学校的特定行为，不必全面推广。

　　查阅当时相关的媒体报道从中发现，在反对者中，便有上海大学副校长叶志明。

　　其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叶志明认为：“要求研究生发表论文有其合理性。虽然攻读研究生学位不是为了发表文章，但发表文章是研究能力培养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研究生综合素质不可缺少的部分。”

　　他还表示，各校情况不同，挂钩和脱钩无所谓对错，各校培养人才的方法和侧重点不同，如果各校“一阵风”似地全部挂钩或者脱钩，倒是不可取的。

　　上海大学官方网站上，对叶志明的介绍如下：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副校长、研究生工作党委书记，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际计算力学协会会员。

　　有学生称，叶志明治校作风强硬，是校领导中的铁腕人物。作为主管研究生工作的校领导，上海大学出台的这份《补充说明》，与其有很大关系。

　　大战三回合

　　7月18日上午11时，在《补充说明》出台一周之后，上海大学文学院04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一位Y姓研究生，在学校网站的校长留言簿上贴出题为《致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的一封信》，长达5000余字，就《上海大学关于研究生学位授予科研成果量化指标体系的规定(试行)》及其《补充说明》，从可操作性、稳定性、弹性、决策过程合理性等角度提出了质疑：

　　“数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数了一下我校发布的《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一共935本，其中有的是双月刊和季刊，还有报纸。我们取个大约的平均数，按每种期刊每年出10期计算，一共能出9350期，按每期上发表10篇研究生的论文来算(这个估算对文科来说已经太高了)，每年一共能发表9.35万篇研究生论文，就算是10万篇吧。而每年研究生招生数达到27万，如果每个学校都规定‘研究生拿学位必须发表论文’，那么确实是僧多粥少。”

　　两小时后，叶志明对这封公开信给予了公开回复。在信中，叶志明以其本人过去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表现为例，证明发表核心论文代表了研究生的真实水准，并称“上大要坚持自己的特色……现在的挂钩，是为了将来的不挂钩，这是学校在前进道路上必须付出的代价”。

　　当晚约7时，文学院另一X姓研究生，在校长留言板上发表了《我对发表论文与学位挂钩的看法》，以历史系现状为例，从现实和操作层面质疑规定。提出完全可以通过毕业论文来检验研究生：

　　“历史类核心期刊有23份，分别是：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史学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文博、清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史学月刊、中国史研究动态、史林、史学集刊、历史档案、抗日战争研究、民国档案、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国农史、安徽史学、文史哲、中国文化研究、文史知识。其中能够发表古代史论文的不过16份，而且多为综合历史刊物，比如《历史研究》之类，每期发表不超过两篇古代史论文，这样一年发表最多400篇古代史论文，还要去掉教授、副教授讲师们发表的论文，留给研究生的机会真是太少了。”

　　一小时后，叶志明再次回复，强调了要贯彻这项规定的决心：“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做，上海大学需要这么做。只有等到大家对此规定已经不认为是问题了，感到无所谓了，那么上海大学的辉煌即将来临。”

　　当晚近12时，文学院一L姓研究生又在留言板发表公开信，以自己在某核心期刊实习经历，证明研究生发表论文的困难：

　　“我曾在本专业某个学术核心期刊实习过，核心期刊根本不过问副教授职称以下的稿件，除非导师推荐……如果是这样，那制度的出台究竟是对学生能力的严格要求呢，还是对导师交际能力的严峻考验？”

　　最后，L请求叶副校长“就制度本身的优秀和好处、有无可操作性，有多大的可操作性作出回应。”

　　仅过了10分钟，叶志明的回复即在网上出现。他认为，这项政策“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因为以往一直在执行”。他再次强调了个人努力，“任何人必须遵循这样的社会发展规律。当然其中不乏作为个人被社会抛弃的结局，这也是无法避免的，因此社会上必定出现一部分人成功了，一部分人失败了的分化结果”。但他并没有就L问题中的“可操作性”给出具体回应。

　　当天晚上，有部分学生开始通过聊天软件转发倡议书。倡议书中号召同学们“勇于表达，无论正反意见都该让领导听见”，同时也主张“客观公正地发表意见，避免过激言行的出现”。

　　7月18日这天，以前访问量寥寥无几的校长留言板，访客量居然达到1500人次。从18日到23日,不断有学生加入讨论，校长留言板的访客数量呈直线上升。22日，访客数量超过3000人次，23日访客数量更是超过6000人次。

　　赵鹏告诉记者，目前校方已通过院方表示，学校已经知晓同学们的意见，开学后，将会和各院系教师们一起协商这个事情，“在增刊发表论文，是否能与硕士生毕业挂钩，到那时才会有一个定论”。

　　尽管为毕业的事忐忑不安，但赵鹏表示，这十多天的讨论，还是有很多地方让他感动。毕竟，校方对于学生的意见，作认真的回复，“这种开诚布公的态度，平等的精神，都给人一种希望”。

　　而且，他也在这些公开信中，看到了“久违了的独立见解和敢于发言的精神”(上海大学校长信箱的发言采用实名制)。他感叹，这些发言的同学们，用这种“另类”的方式，或多或少地实现了大学教育的目的。

　　7月22日，上海突降一场大雨。赵鹏宿舍楼前的广告栏，以往除了兼职、家教的相关信息之外，还贴满了学术增刊联系发稿的小广告，这些小广告如今已被雨水冲刷得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