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要求就是要让国民受到良好的教育。这是指无论在学习的年数上还是学习的成绩上，都应该比以往更高。我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学习的平均年数肯定要超过12年，以后有可能达到13或者14年。现在，我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9％，我估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每年都要增长1到1.5个百分点。今年我们人均GDP可能是1200美元，这两年我们是一年增加100美元，按这个比例到2020年应该是2400到2500美元。到2020年，如果以2200美元计，毛入学率大约应该达到25％到30％之间。举一个例子：埃及的人均GDP最近几年每年下降,现在是1000美元左右，但是高等学校的毛入学率始终保持在30％。所以我们上升到2200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毛入学率完全可以达到30％。我想我们高等教育今后将有比较快的增长。与此同时，人们对高等教育这个教育服务产品的要求，也将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对高等教育服务产品的质量会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将导致高等教育开始分层，高等教育以其质量、服务产品的种类，做出不同层次的分类。随着我们入学总人数的相对稳定，我估计那时候当年高中生的入学率要达到80％以上，随着这个数字的相对稳定，整个高等教育将由现在的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我估计在2010到2012年高等教育就将转变为买方市场，也就是当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具有更大的选择学校的权利，而高等学校到那时要为争取基本的生源跑市场，跑生源。高等教育特别是经过分层后的高等教育，必须思考自己学校的定位，思考教育服务产品的层次、种类、质量。到那时适合于生存的只有两类高等教育产品：一个是优质高等教育产品，一个是特殊高等教育产品。前者是指培养优秀人才，后者是指能够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特种的，或者地方经济发展所迫切需要的人才。那么，所有的高等学校，现在就应该树立培育优质高等教育产品及特殊高等教育产品的思想，也就是质量要提高，而且要办出特色来。 

    我2001年底到武汉大学工作，在宣布我上任的时候，我发表了一个1600字的上任演说词，其中我说了两句话——武汉大学要建成国内外知名的高水平大学，对武汉大学来讲，“只有是湖北的，才能是中国的”；“只有是中国的，才能是世界的”。一所高等学校立足湖北，不能为湖北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不能为武汉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你怎么能是中国一流的呢？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我们看到任何一所著名的高校，它的影响之大首先体现在本地影响之大，首先体现在服务于当地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为他们培养人才，为当地提供直接的服务。所以对武汉大学来讲，我们首先考虑，只有是湖北的，才能是中国的。那么换句话说，只有是中国的，才能是世界的。我们现在很多高校都在争做世界一流，什么叫世界一流？这个大家都说不清楚，因为世界上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特殊性。那么什么是世界一流？你首先应该是中国一流；什么是中国一流？你就要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民族的繁荣发展，提供科学技术支持，提供人才支持，脱离这一点，不可能产生一个脱离本国国度的世界一流大学，我们也不可能去建一个脱离本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一流大学。 

    当然依次推理，学校的发展怎么定位？这是我们所讲的要求接受良好教育的含义所在。按我的思想，我不主张大家都去追逐这种高素质、高水平。我们是个穷国，高等教育也不是很发达，但是我们国家的教育资源却存在极大的浪费，这个浪费表现在我们人才的使用和人才的培养上的错位。我们高中生能干的活，不少却在由大学生干；本科生能干的活，不少却在由硕士生、博士生干。这是我们国家教育资源的浪费。但是由于我们高等教育培养费用绝大部分是由国家承担的，所以接受教育的人不知道是资源浪费。反过来，假如接受高等教育的费用是由自己承担，他就要考虑成本问题。而现在我们的高等教育，80％的费用由国家负担，所以学习者无所谓。怎样寻求一个高等教育的定位，这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我们对享受高等教育的要求是相适应的。 

    第四个问题就是学习型社会的形成，即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终身教育涉及到教育的各个类型，但对终身教育来讲可能提出最严峻挑战的则是高等教育。因为随着学习型社会的发展，回到高等学校再学习的人将会大幅度地增长，我把它称作是“后本科教育”，而不是现在我们所讲的学位研究生教育。所谓“后本科教育”就是他本来就有本科和本科以上学历，甚至是硕士、博士学历。当他重新回到学校学的不再是他本科时学的专业，而是其他专业，社会需要的专业，工作需要的专业，或者根本不是什么专业，而是交叉学科、前沿学科、新兴学科的知识，或者是一种非学历、非学位、非专业学科的教育。这与我们传统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和高校现在以学科、专业分类的这个体系将会出现很大的矛盾。所以高等教育如何适应学习型社会的要求，适应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另外，后本科教育同样要进行学历、学位的教育。现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一种很明确的趋势，这种趋势，我在全国学位研究生教育战略发展会议上就提出了，当时在会上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大家看到和我们现在这个研究生教育体系的反差很大，因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随着教育的发展，随着学习型社会先走一步，出现了一种硕士学位往本科阶段靠的趋势，而不是硕士学位往博士那儿靠的趋势。我们现在基本上是硕博连读，把硕士往博士那儿靠，加强硕士和博士的紧密联系度，但是现在西方的一些国家，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出现的是硕士阶段的培养往本科阶段靠，即所谓的“4+1”，“4+1.5”以及“4+8个月”获得硕士学位的这种教育体系。在欧洲，比如说在英国、爱尔兰，这些国家已经出现了“4+8个月”获得硕士学位的情况，叫做职业型、专门型的硕士学位，所以硕士学位的非学术化、职业化已经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爱尔兰的软件产业相当发达，它的GDP的30％都是软件出口产业赚来的。其大学有四年进行计算机基本知识的教育，最后一年有四个月是在软件企业，八个月是在学校的实验室进行软件技术专门的教育，然后获得一个本科生的学历和研究生的硕士学位，这个硕士学位表明他达到了高级软件制作师的标准。我们现在硕士学制定为三年，我看两年就差不多。武汉大学2004年就把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年限改为两年，因为没必要搞三年，我们“4+3”实际上培养了七年，别人“4+1”跟你同等重要。硕士学位的培养方案和培养过程，是前靠还是后趋？我想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在1995年的时候，我们硕士、博士的招生比例是1：10，当时有人主张把我们的硕士培养年限由三年改为两年，我正好就在学位办，我就坚决反对这样做，因为当时博士的数量太少，很多孩子把硕士作为终身学位。那么经过10年的发展，研究生的数量已经有了极大的增长，今后一个阶段，硕士和博士的比例还要回升到1：10。我们现在已经提出今后15年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的发展规划，学术性的学位和职业性、技术性的学位应该是1：2，所以我们要增大专业硕士学位，比如工程硕士学位、教育硕士学位等等。大家可能不难想象，美国的博士学位最多的是教育博士，工科的博士很少，他们认为工科博士培养少量的研究人员就行了，硕士则要大量培养，教育是培养人的行业，所以教育的层次、教育的学历学位水平应该是相当高的，故教育要培养大量的博士。我们的教育是小门类，没什么大气候，博士点也不多，培养的人也不多。根据这样一种终生教育体系发展要求，后本科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各级各类学校将承担终生教育体系的哪一阶段的任务，也值得我们思考。我想，大家也面临着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规格种类、年限、目标等等的变化，有一个大量的培养硕士研究生的任务。特别是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层次应该下移，有更多的学校可以培养职业性的、专业性的、非学术性的硕士研究生，更大量的硕士研究生应该是职业性的和非学术性的，学术性的硕士应该是博士生的准备阶段，而不是独立阶段，也就是沿用现在硕博连读的办法攻读博士学位。这是大学研究生发展战略的重要问题，也是和我们终生教育体系相联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