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达人不是中山大学的“土著”，1998年11月，一纸调令让他到了广州，之前他已官至浙江大学副校长。浙大的任职经历，给了黄达人参与教学、科研、管理的诸多经验，也使他有机会走近老校长竺可桢的精神世界。在探讨学风时，他脱口而出的“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便是竺可桢的名言。作为新中大人，黄达人有幸经历了原中山大学与中山医科大学的合并，这次合并是学科建设的要求，也是历史情结的延续。两所学校承载了一段不凡的经历，前者为孙中山先生亲手创办，后者则发展自他学医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博济医学堂。

　　在中山大学，一位副校长曾对他做过这样的评价：大开大阖，算度精确。

　　在黄达人看来，中大人要追求的是“自成一派”，就是在学术水平和治学风格上，打造出在学术界独树一帜的岭南学派。这让人想起银汉低垂之际，孙中山先生亲笔写下的训导：博学、审问、慎思、明辨 、笃行。取自《中庸》的这段文字，为行走其中的人指明了读书、治学、做人的途径，由傅斯年、赵元任、顾颉刚、周谷城、俞平伯、鲁迅、郭沫若始，厉行不辍。

　　曾在中山大学传道的大师中有几位是我所喜爱的。

　　陈寅恪先生，在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据学、文化学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皆造诣深厚，令我钦敬仰止的是他的“三不讲”原则，“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对于他而言，这未必难行，但对于当下的学人，却是久违的肃穆。

　　另一位大师冯友兰先生主张中国哲学要“接着讲”，他将《诗经》里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改造成自己的治学座右铭，“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接着讲”，也正是中国高等院校改革实践的意义所在。

　　两位先生所处的年代，在治学上是一个让人仰止的年代。

　　李清川：您当初读书为什么选择了浙江大学？

　　黄达人：我读大学是在1962年，那年我17岁，浙大是中国名校，作为一个浙江人，能读上浙大是一种幸运，于是我便与浙江大学有了二十余年的缘份。

　　李清川：您毕业后没有留在学校，而是去了工厂，这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黄达人：1968年大学毕业，一直到1978年，我在一家工厂工作。与纯朴的工人的交往，促使了我性格的改变，这十年的经历，对我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

　　李清川：后来您又回到了学校。

　　黄达人：1978年，作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我回到了浙江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成为了一名教师。从1978年1988年的十年，我专注于科研，从事线性算子逼近、非线性逼近、求积公式与最优算法等课题的研究。现在回忆起来，那个时候受“科学的春天”的鼓舞，真是废寝忘食，我经常是困了就睡，醒来就继续看书写论文。我们这一批人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惠者，1985年至1986年，我曾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如果在文革期间，这种机会是不可想象的。

　　李清川：在浙江大学您工作了17年，这也是浙江大学重要的发展时期，对于这段亲历，您有怎样的收获？

　　黄达人：在这十几年中，我亲历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各项改革。同样也目睹了浙江大学通过校内各项管理体制的改革，逐渐成为一所实力雄厚的中国名校的全过程。八十年代，浙大并没有得到国家的重点支持，但作为全国高校综合改革的试点，浙大高举改革的大旗，进行了人事分配制度、后勤体制和教学科研体制的改革，调动了教职员工的积极性，科研水平快速提高，浙大在全国高校中的地位也得以确立。

　　李清川：对于一所大学的校长，什么事情是最迫切要做好的？

　　黄达人：大家都说，做一个大学校长其实只要做好两件事，一是为学校找钱，二是为学校找人，这都是为了发展。在现阶段，作为中山大学的校长，我想我还要做一件事，就是团结全校教职员工，同心同德，一致向外，到社会上去寻找发展的机遇，广东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只要走出去，就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古代有一部不朽的经典《易经》，变动不居谓之易，革故鼎新谓之易。孔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讲的其实就是变化，就是改革。

　　李清川：您觉得中山大学在这场改革中的希望在哪里？

　　黄达人：孙中山先生手创的中山大学是中国南方文化与学术的重镇，有义务也有能力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为广东省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山大学未来的发展有着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广东的各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是落在实处的，并不停留在口头上，对中山大学支持的力度也很大。中山大学的校友对母校有着非同寻常的眷恋之情。在来中大工作几年的时间里，我时常被来自各方面的对中大的关爱所感动。中山大学有着良好的师资力量，教师中所蕴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正是中山大学希望的所在。

　　李清川：很多人说，这几年中山大学走得特别顺利，让几代中大人的梦想成真，您怎样看待这样的说法？

　　黄达人：作为校长，我对此感触很深，学校这几年取得了一些标志性成果和历史性突破，可以说，中山大学经走出低谷。我觉得，一所现代化大学就是要干三件事，一是培养人才，二是科学研究，三是服务社会。对照看一看，中大这几年可以说是处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发展机遇中。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没有国家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没有教育部与广东省联手三年用12个亿打造中大，中大就不会有今天的成绩。我们用的是纳税人的钱，这钱用得越多，就越要记着国家的发展，就越要牢记我们身上的责任。

　　李清川：那在您看来，中山大学的责任是什么？我知道您曾做过一个名为《国家的发展与我们的责任》的演讲。

　　黄达人：那是有感而发，也是我最近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有一次，我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学习班，几位副省长发言说，“我们的农民真的很穷，农民的孩子读不起大学的越来越多。”这话给我的触动很大。广东省主管农业的李容根副省长也对我说过，我们的农业，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农民实在是太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了，例如水产养殖技术、农产品的深加工技术、农产品的保鲜技术等等。而这正是我们学校生命科学学科的强项，一批教授也正是因为服务社会而得到了极大的尊重。

　　在“三农”问题日益成为中国发展“重中之重”的今天，大学理应为此作出更大的贡献。大学应该在保有一个“象牙塔”般性格的同时，培育自己为社会服务的能力。我想，这应该就是广义上大学所应肩负的社会责任。

　　李清川：在强调社会服务性这种“实用”功能的同时，会不会与大学天然具有的理论研究功能相矛盾？

　　黄达人：丁肇中先生曾经有一个演讲，最后有这样一段话“今天我们听到这样的辩论，‘无用的’基础科学研究我们是否支付得起？资源是否应集中在技术转让和应用研究上？历史地看，后面的一种看法是很短视的。如果一个社会只把自己局限在技术转让上，那么很清楚，过不了多久，在基础研究不能产生新的思想和生产力的情况下，这个社会就没有什么再好转让的了。”我觉得，这段话其实是对基础理论于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大学的意义所作的十分精彩的概括。

　　一所大学如果没有了基础研究，丧失了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象牙塔”的功能，也就不成其为大学，这也是为什么在现阶段，我们还是要坚持SCI尤其是影响因子导向的原因。我认为，大学既是象牙塔，也是发动机，它必须是学术的殿堂，是一块净土，但同时它又必须对社会有所贡献，成为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力量。

　　而如何使这二者统一起来，是我们这些大学中人必须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