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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音希声--访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
来源:新浪校园     2007-10-15 15:28:00
 
 江南人典型的清瘦身材与温和气质,是王次炤在一群校长中可供辨认的特征。

  继马思聪、赵讽、吴祖强、于润洋、刘霖之后,他担任中央音乐学院第六任院长,至今已有六年。26年前,因“陪考”偶然撞进中央音乐学院的大门之后,王次炤全部的精神和情感都在那个院落里生根、发芽,直至丰茂、结果。所以,他说起那里,就像在说自己的家。

  在那个尚留有清醇王府旧址的校园里,拥有着世界上密度最高的音乐奖项——20年来,中音弟子捧回的国际级音乐大奖超过了300项。据说,当年撒切尔夫人访华时,主动提出要去拜会的地方就是它。

  或许是江南人的气质使然,王次炤主持的学院改革始终低调、平和,他自有一套理论支撑:小步快走。这种哲学或者可以一直追溯到故乡的西湖。湖面上没有大的风浪,但船儿能行,鱼儿能游,水草也能慢慢生长。

  王次炤认为,文化艺术的发展如同生物进化,应该在多种血液的交融中才能生生不息。是以,这座中国最高音乐学府少有门第之见,多元的师资队伍不仅来自国内其他八所音乐院校,也来自海外;而每天至少一位的访问学者或音乐大师已是校园里惯常流动的音符。

  中国音乐界何时才能出大师?这就像提问中国科学家何时能拿诺贝尔奖一样,悬在王次炤面前的命题有些沉重。他说,需要时间。他还说,大师不止于技能,还有文化修养和整体的情感高度。

  作为传统学者的一分子,王次炤秉承着极强的“修身”理念。因此,他的管理观几乎是从校长的自我管理和人格的自我完善出发的。这如同他对学生的要求:首先成为真诚、宽容、正直的人,然后才是音乐家。因为在他的心中,音乐,就是纯真。

  采访当天,王次炤感冒未愈,他不时调整着我们之间的距离,但他强烈的荣誉感和对音乐的挚爱,并没有因此影响表达。

  记者:您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走进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我想知道,在那之前,您的生活和音乐有关吗?

  王次炤:有关系。我的经历非常复杂,讲起来可以写一本书,我下乡12年,这个时间是知青里最长的。

  记者:12年的时间恐怕已经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设计了。我的意思是说,即使您有过设想,也已经有足够的理由改变了。

  王次炤: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17岁,在浙江的兵团,到1978年考上中央音乐学院,整整12年。这是历史造成的,不多说了。我中学读的是杭州第二中学,浙江省重点中学,非常棒的一所学校。那时我的理科成绩很好,数学尤其好,得过数学竞赛的第一名,学校百年校庆时我回去了,发现我的数学老师还记得我。

  在学校里,我不太活跃,但我从小就喜欢音乐,小提琴、笛子、二胡、琵琶、三弦、手风琴我都学过,但都是业余水平。刚下乡时,我还准备考大学,但不久高考就停了,我就自己学音乐。下乡时,我背了自己的琴,还曾用木板做过一把小提琴。那时喜欢音乐的人很多,我还到图书馆手抄了和声学一类的音乐理论书。绝没想过以后会有用,就是因为喜欢,再加上没有别的事可做。后来我被调到团部宣传队、师部宣传队和兵团部宣传队。也就从那时开始学作曲,在兵团期间曾发表过几十首歌曲,现在我还都保留着,翻翻还是觉得很有意思。

  记者: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当时您学音乐并没有功利的因素。

  王次炤:学习有两种情形:一是目标明确,能看到前方的希望,能知道自己将来要做什么才学。另一种是并没有明确目标,但只是让自己不虚度人生,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属于后者。

  但我从没悲观过,即便是最失落时也向往光明。我1949年出生,在兵团呆了十几年,新中国成立后的酸甜苦辣我全都尝过,最后尝到的是甜。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邓小平,我们这一代人就没有什么希望,我也不可能当上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绝对不可能。

  记者:后来考中央音乐学院是您计划中的一部分吗?

  王次炤:很偶然。1977年恢复高考,第二年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都在上海招生,当时我已经28岁了。因为报考作曲和理论的考生可以放宽年龄限制,我就去试了一下。当时考上音的是民族作曲,考中央音乐学院的是理论专业,也就是现在的音乐学。事先没有任何人辅导,结果两个学校都考上了,最后我选了中央音乐学院。我们那一届的同学很用功也出了很多人才。

  毕业后我留在音乐学院教书,主要从事音乐美学的教学和研究。先后开设了《音乐美学基础》、《中国传统音乐和传统音乐思想》等六门课。。在学术研究上我也很努力,撰写和发表了不少论文,也出版了一些书著。但这些成果主要在1992年当副院长之前取得的。之后就比较少了。但我写了许多关于学校发展的规划和论述,大约有三、四十万字,这也是一种学术成果,是更宽的学术,对我回过来做学问也会有帮助。我经常跟年轻人说担任行政工作有好处,一些年轻人不愿意做行政工作,怕影响学术发展,我认为没有不利影响,反而对将来做学术有帮助,视野会更宽、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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