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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象牙塔的蒋氏"讲史"
来源:东方网     2010-3-2 14:28:00
 
   中国古代的正统史书要走出象牙塔,一向非常困难,如早期的《春秋》、《左传》、《竹书纪年》、《尚书》、“二十五史”、《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及一些断代史的“纪事本末”和文人野史,甚至当代史家吕思勉的史著,都是很深奥的文言文,初中以下文化的读者接受较为困难;而现代学者范文澜、周谷城等的古代通史,则又较多理性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礼制、民族关系等方面进行论述分析,不强调故事性,难以引起普通读者的兴趣。近人蔡东藩以演义说史,开创一代风气,虽然影响很大,但对人物的评价却又常常“随大流”,不表达自己的深刻见解。为此,人们希望能出版一些真正的“讲史”,以便让历史科学走向民间。

  所谓“讲史”,是指以通俗的表述方式讲解历史,并夹以对事件、人物、政策法令等的文化评价,“讲史”重在讲述故事,但又不像“百家讲坛”那样的“历史评书”,而是严谨地忠于史实,内容上则不杜撰、不夸张、不虚构,叙述时又有较生动的故事性,故其所讲之史颇为可信,且因夹以主流价值观的评论,不以巧词惑人,便可达到既能读来生动、活泼、新鲜,又能增长历史知识,将作为科学的历史变成较形象的科普,使领导者便于镜鉴,使普通人作为文化消费。因此,“讲史”这一著史形式,便成为有志者的理想选择。近年,一些学者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出版了不少著作,文汇出版社新近推出的学者蒋建平《乱世中的人性》一书,便是其中较好的一部“讲史”。

  这部“讲史”讲述的是五代十国的历史,前后涉历约73年。在史学界,五代十国的历史,属于不大令人青睐和重视的“冷史”,其原因,一是这个时期中国处于严重分裂状态,除中原地区“正统”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政权以外,北方则有契丹、鞑靼、奚等,西北地区有回鹘、党项、歧等,西南建立了大理国,而南方则有南唐、吴越、南闽、后蜀等十国,头绪多,叙述难。二是五代各朝全系军阀武夫统治,政权变换频繁(像后汉朝,仅四年就灭亡了),事迹大都乏善可陈,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科学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三是这些王朝、王国的统治者,大都是匪类,有所作为的皇帝和国王,也就是后周太祖(郭威)、后周世宗(柴荣)、后唐明宗(李嗣源)、吴越国武肃王(钱镠)等数人而已,且也没有一位皇帝能做出像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那样对历史有巨大贡献的业绩。因此,北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仅有74卷(中华书局版为3册);对比立国98年(自忽必烈定国号起,即公元1271---1368)的元朝,明人修《元史》的规制,却长达210卷(中华书局版共15册)两者显然不成比例。因此,五代史的普及程度,大大不及春秋、西汉、东汉、三国、唐、宋、明、清这些朝代,就连近年电视书场“百家讲坛”说史,也不大讲述五代十国的历史。

  其实,五代十国虽然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贡献较小,但统治者们所上演的一出出频繁的历史大剧,且也不乏惊心动魄。但在教中如何选材,却大有讲究,考虑到五代史的特点,蒋建平著这部“讲史”《乱世中的人性》,便不是选择以改朝换代为主线脉络进行顺朝代铺叙,而是选择了从人性的角度来叙说历史、剖析人生,这就有了独特的角度。为什么?因为五代时改朝换代频率太高了,换皇帝像走与灯似的,乱哄哄中你方唱罢我登场,若直叙下来,无异于报流水账,容易枯燥烦琐,难以给一般读者留下印象。而“人性的复杂,充满着哲学的意味,常让人感到深不可测,这种复杂在乱世展示得尤为充分”(封面提示词),也就是说,在社会动荡、山头林立的无序状态下,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就会最无所顾忌地显现出来,仁者、有为者、强者、弱者、丑陋者、凶残者都会找到自己表演的舞台,从而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或英武、或仁勇、或卑劣、或萎琐、或丑陋,总之,这些历史的武夫过客,大都并不追求留芳万世,倒是不惮遗臭万年。在这部书中,蒋建平有选择地记叙了活跃在五代时期的几位有代表性帝王将相,将他们作为主线,在揭示其人性极度张扬的过程中,去反映这一段历史,让英雄、汉奸、文人、儒生、军阀们在改朝换代的纷纷事件中,表现他们的丑与美、智与愚、卑与尊、忠与奸。在结构上,全书采用“板块制式”,共分六大板块,即:以无赖皇帝朱温(后梁)、末路英雄郭崇韬(后唐)、政坛不倒翁冯道(兼及梁、唐、晋、汉)、吴越王钱镠、风流学士陶谷(兼及后周和南唐)六个人的政坛经历,来概括五代十国时期中国社会历史推进的主流。如第一部分叙写朱温时,作者既写了这个出身贫苦、曾参加黄巢起义的流氓,如何在关键时刻善抓“机遇”,该叛就叛,该残杀绝不手软、无所谓仁义道德,然后一步步跨过血泊,终于登上皇帝宝座的经历;又写了朱温因其出身的阶层地位,决定了他具有贪婪、阴险、残忍而又狡黠的本性,正是他的这一扭曲的人性,开始给唐末及以后的中原地区广大人民带来巨大的浩劫和灾难,也使他个人的人生走向了顶端后,很快又走向末路,自己被儿子弑死,王朝也立即毁灭。而同是出身于下层劳苦大众的钱镠,由于其人性中具有向善之念,在成功后能控制私欲不使其无限澎涨,因此,他统治吴越国以后,以保境安民为基本国策,不盲目对外扩张,最后,他的子孙放弃武力抵抗,归顺已统一北方的北宋朝,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应该说,钱镠的人性,造就了他的独特人格,而这又影响了吴越国的子孙几代人。我们读此书,若细想这两个都是从普通平民登上帝王之位的草莽人物,就会从中发现不少启示,钱镠之所以比朱温高明一着,主要是他的私盐饭子人性使然,即会在政坛上画算“成本”及巧妙获取“利润”,而朱温性格中则充满着流氓无产者不计后果的破坏性痛快。当然,钱镠性格中的守成优点,其实也是一种“弱点”,即缺少朱温那种觊觎天下的野心和冷酷,从而放弃了统一天下的宏图大计,这也许就是性格决定命运吧。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作者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不囿于名家的定评,不盲信、不轻信过去的权威,而是坚持从实际出发,以当代人的价值观去大胆地重新评判,而这一点,正是当代史学界应该提倡和发扬的。本书在这方面一个最突出例子,集中表现在对政坛不倒翁冯道的评述上。冯道为五代时纵跨五代的政治家,前人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赞扬,有人否定,他自称“长乐老”,对成功人生感到津津乐道,而许多后世的史家,则骂他无耻和哀莫大于心死的最典型代表,所以,像冯道这样的有独特经历的政治家,史家给予准确的评价,自己就需要较深的文化积淀。可喜的是,没有唯前、唯上、唯名的蒋建平,坚持了从自己的认识观出发,客观地从人性的角度给予剖析,大胆地认同宋人苏澈的看法,即冯道在朝代改换时立即归附新主,是因为“篡夺之际,虽(孟)贲(夏)育无所致其勇”,他是一位“有着人性意识的儒家中人,一个和后世宋明理学、封建礼教存着区别的''''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作者认为,儒家的思想核心是“民本”,而冯道的思想“恪守儒学的原则,又不为儒学的迂腐与空疏所束缚,在处世为人上表现出足够的成熟、清醒和机敏甚至圆融,与乱世中只知''''灭迹山林''''或只知效愚忠于一姓一国的人相比,冯道无疑应该得到更多的肯定。”(引自《乱世中的人性》第198页)对于冯道这个“五朝元老”变色龙式政坛老手,人们很容易从表面现象去看待他,而这常常会简单化。冯道这个人讨厌吗?从宋、元以来,许多人都谴责他、讨厌他,但奇怪的是,五代时那些计较政治操守的军阀却不讨厌他,不仅不杀他,还一再给他高官做,就是契丹主也想拉陇他,给予他足够的尊崇。周世宗柴荣是英武之主,冯道当面反对柴荣平天下之举,柴荣这一回讨厌了他,但冯道死后,柴荣也给他大办丧事,谥为“文懿”,追封为瀛王。这说明,冯道这个人物,在五代时地位是不可摇动的、影响很大的,为什么?我年轻时读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很同意范先生的评价,认为此人毫无原则可言,太过“实用主义”,为了保住个人利益,不惜“出卖旧主”,确是个“心死透了的人”、“无廉耻者”。当然,范文澜先生从个人气节出发,尤其是让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这样评价、否定冯道完全可以理解。近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对人物的评价,既要从历史全局去看到人物的多侧面、多角度,还要区分不同情况,尤其是要从人物所处时代和环境出发,即从人民性、人性、人权的价值观理念出发,这样,许多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对冯道的评价也应如此,首先要把他与文天祥、史可法、张苍水(煌言)所处的不同环境情况根本区别开来,因为冯道“背叛”的不是当时意义上的“外族”、“外敌”,所以,他并不需要文天祥式的气节忠于原主。其次,前已说过,冯道所辅佐和背叛的皇帝,大部分是军阀、强盗,只有唐明宗、周太祖、周世宗等两三个好皇帝,他作为儒生,其实心底里很厌恶这些强盗皇帝,所以,当梁太祖(朱温)、梁末帝(朱友贞)、唐愍帝(李从厚)、唐废帝(李从珂)、晋高祖(石敬瑭)、晋出帝(石重贵)、汉隐帝(刘承佑)等混蛋皇帝完蛋时,我们若要求冯道临难殉节,这不是自陷道德混乱怪圈吗?因为这些军阀、强盗皇帝,毫无“王道”、人性,带给当时人民的,是无穷无尽的灾难。他们的湮灭,于人民而言,都是拍手称快的好事。而冯道周旋于这一班豺狼丛中,以他自己“混”出来的名望,多少劝说豺狼们少干或缓干一些害民的坏事,让民众略喘一口气,就算为老百姓干了一件好事,在豺狼当道之际,人民确实需要冯道这样的“狐兔”。但冯道终究是儒生,他既无将才,亦无魄力和取天下的冒险心、雄心,天生就是“打工”的命,为了在夹缝中生存,他必须具备狡猾、鉴毛辨色的本领,必须当变色龙,不断凭着“老脸”去迎接新强盗做主子,这就是儒学造就的异化性格。当然,冯道的人生哲学中也浸透了名利思想,一切以取得名利为目的,只要有官做、有舒适生活,他就无所谓“名节”、面子,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他在《长乐老自叙》中,称自己“静思本末,庆及存亡,盖自国恩,尽从家法,承训诲之旨,关教化之源,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这就完全是吹牛了,若较真起来,问他忠于何“国”,我看他就难以回答。他又吹嘘自己“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事亲、事君、事长、临人之道,旷蒙天恕,累经难而获多福”是什么“天之佑”(均引自《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这就难怪别人要怀疑他是已“心死”之人了。他的“事君”,当然包括了侍奉朱温这样的强盗皇帝在内,看来,在名利就是一切的前提下,他的耻辱感确实是寡淡的,他把儒家学说中的“诗礼传家”的概念,偷换成了“名利传家”,将“名利就是成功标志”的“新理念”发挥到了极致。当然,在批评他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不佩服冯道个人运气实在太好,他几次遇险不死,最后善终于周世宗这样英武之主的王朝,而沒有死于后梁朝、后唐愍帝、后唐废帝、后晋朝、后汉隐帝朝,这是他的大幸;否则,他就彻底要陷入强盗帮凶的尴尬了。所以,我主张在否定冯道的时候,要从时代和他本人性格的局限,给予宽容甚至一定程度的肯定;而在有人赞美、推崇他的时候,要看到他的彻底唯名利是图的真正人格、人性。其实,冯道的“成全”,在历史上有一定的偶然性,故他并没有任何标本的意义,也不构成历史的什么“教训”,因为后来者既很难碰到冯道这样的特代,亦很难养成冯道这样的个人素质(袁世凯死后的北洋军阀统治时代倒是出冯道的时代,但并没有能出现冯道式政治家),例如:在与豺狼周旋中洁身自好就很难。我觉得,蒋建平在这本书叙述得最见功力的,就是关于冯道的这一部分,虽然我作为读者,并不完全赞同他对冯道的评价,但我赞赏他的勇气和认真。另外,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对冯道的评价也不妨“多元化”,因为简单的非此即彼,事实上无法客观地说清冯道这类历史人物。

  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蒋建平曾与我一起在上海纺织系统的一家公司任职,是很要好的文友和同事,后来他调上海电视台从事新闻工作,多年来一在研究历史,以“讲史”形式做普及历史知识的工作,已先后出版了《大明三百年》、《大宋王朝之谜》、《盛世风云----探秘大唐帝国》等著作,他“煮史”,情节上坚持不戏说,观点上不从俗从众,颇获读者好评。读完这部长达近30万字的“讲史”,我无法不为好朋友的成功而写下以上冗长文字,也由衷地为他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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