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现在社会已然进入一个通俗说史的时代，你觉得说史、写史，是不是转化到越通俗、大众越理解的方式、成为显学？

袁：是不是成为显学，我不敢断言；我很赞同你的话：越通俗、大众越理解，目的是希望大家了解。学问必须走出象牙塔，必须放下身段，别老高高在上，写篇论文除了你没人看，就自个和编辑看，那样对于推广不好。需要有人做那样的学问，但是不能太多，不能所有的历史学者都这样。

实际上通俗写史的人，或者叫平民写史、草根写史的人，没有专家学者，梅毅是学金融的、吴思是学电脑的、当年明月是海关的、我是一个中学历史老师，没有真正的专家学者去弄这个。绝大多数受众并不想成为历史学家，对中国文化历史有一定了解，有一种尊重，有一种自豪感，就可以了。

记：国学大师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对本国过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诚如你说的历史应该是论从史出，得出的每个结论应该有史实做依托，你的颠覆、调侃历史的讲法只不过是“把颠覆的东西又颠倒过来”了？

袁：我没觉得我在颠覆历史，有人觉得我调侃历史，但调侃跟颠覆不是一个概念，调侃是为了让大家乐一下，印象深刻。调侃得分什么事，比如岳飞、文天祥殉国不可能调侃。唐玄宗吃蝗虫的故事，我是为了说明，天下闹蝗灾，皇上生气把蝗虫吃了，老百姓感激他，皇上吃这个，咱们都吃这个，高蛋白！这个调侃一下，这不是颠覆。

关于“硬伤”、“抄袭”

我觉得打口水仗，没有意义

记：你怎么看待批评、诟病和质疑，比如遭遇“硬伤”、“抄袭”？还是不回应吗？

袁：我不看任何所谓的质疑，我也绝不回应。为什么呢？那样的话，我就没有时间干别的事了。我经常开玩笑讲，现在强调和谐社会，这个“和”字，一个禾一个口，就是大家有饭吃；这个“谐”字，一个言一个皆，那就是人人皆能言，人人皆可言。所以，你可以随便说，我也可以接着讲我的，没必要形成交流呀、争锋呀。

可能有些人希望你交流，然后借机会炒作。比如有人问，出现这种情况你不生气吗？我不生气，我为什么要生气呀？你现在成名了，大家拿你说说事，当个箭靶子或者说拿你开开心，很正常，这是你应该付出的代价。有的时候，人的痛苦是建立在别的人无端成功的基础上。他就觉得你凭什么？我要是季羡林，没人嫉妒我，对不对？北京多少中学历史老师，凭什么你能上《百家讲坛》？

对于我来讲，最好的办法是夹着尾巴做人，低头走路。我说了多少遍：我不是专家学者。我讲的东西只是增长大家的兴趣，有没有错误？肯定有，专家学者也会犯错。有了错误，你通过读书看出我的错误，那更证明我的成功了，甭管是不是我导引的，说明你开始去钻了。

北京有个媒体记者采访我，说我非正常出名后，他觉得不好意思。我说你说的很对，中学老师没有正常出名的。这个行业就是踏踏实实、默默奉献的。总理的老师是谁？没人知道。老师正常出名就是那种国务院津贴、五一劳动奖章、三八红旗手，总理接见握个手、合张影。你不会走大马路上有人认识你的，说这个人跟总理照过相。所以我确实是非正常出名，我认这个。因此，出现这些负评、质疑，很正常！我是不往心里去的，我也不跟任何人论战。现在电视媒体邀请我去做论辩、抗辩性节目，我一概敬谢不敏，我最不擅长的事是跟人辩论，打口水仗，没有意义。

记：你曾不止一次地感慨想回到从前平静的日子，是因为你在“历史的权威性”上产生的诟病越来越多吗？

袁：出名真的是不好，我三十多年习惯了这种平平淡淡的生活，也很享受这种生活，现在一旦打乱真的很不适应。我的物质需求欲望不是很强烈，我没有任何负担，又没有人靠我吃饭。我一中学老师，拎着LV包去上班，学生一看：啊，仿得真像，哎哟，几百？七百！贵了！你开个宝马，你不像样！人家说你做什么买卖？教中学的！教中学的，不像样！所以我还是得回到从前平平淡淡的状态中。

我确实不是“历史权威”，我没有自己独特的观点，我引用的观点都是别的学者研究的东西，我只是在复述而已。我没有自己的研究，我不是考古学家，曹操墓真的假的？记者问我，我哪知道呀？我也等结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