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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万军：中国人才是怎么被毁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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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晨报 2010-1-18 13:5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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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岁的程万军，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显得“老”。 不甚修边幅，加上有点谢顶，更重要的是，举手投足间，没有任何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他没有特征动作、特征神态、特征语气，也没有特征手势……一个人能把棱角消磨到这个程度，要算是人到中年的标志。
但平静的只是外表，在内心深处，程万军仍有冲动，他一直在观察，也一直在思考，人生是一次漫长的试验，他想知道，为什么会遭遇这么多挫折，而做成一件事，为什么这么难？
从高一开始，程万军的日记从没间断过， 50多个大笔记本，满满地写着他的思考与困惑。他在认真地寻找答案，直到有一天，他在网上看到了《中国顶尖人才流失率居世界首位》一文，文中引用的统计数字表明，自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高科技专业毕业生80%去了美国，北京大学这一比例为76%。
这一数字对于科技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更重要的是，剩下的那20%左右的人才，真的发挥出自身的价值了吗？
2005年，程万军开始想写一本书，来探讨中国式人才成长的困境与问题。“逆淘汰”，是程万军最终为他的书定下的名字。“在下水道里，只有老鼠和苍蝇才能活得最好，在那里，真正的人才无法生存。”望了一眼窗外，程万军的话意味深长。
被“逆淘汰”出局的人
程万军是内蒙古通辽人，毕业于吉林大学日语系，以后在内蒙古一家国企从事外贸工作，在当时，算是捧到了金饭碗。然而，吃着“皇粮”，却没事可干。
单位年年经营亏损，可到内部承包时，大家打破头争着当领导，按规定，承包期是3年，每承包一届，单位的亏损额都会大幅增加，可承包人却因此致富，他们通过“体外循环”，有的人甚至成了亿万富翁。
承包人总在换，但情况却差不多：不论谁上台，都只想用“自己的人”，至于你有没有能力，无人关注。上世纪90年代初，国有单位开始“优化组合”，然而，让他失望的是，“优化组合”很快被异化成“亲化组合”，又变成了个人关系的比拼。
“许多年轻人就这样被‘组合’掉了，标准只有一个，你和领导私人关系怎么样？你是哪派的人？”渐渐被边缘化，程万军感到了“逆淘汰”的可怕。
有人才，却做不成事
想做事的程万军决定离开，让他奇怪的是，通辽本地报纸上的招聘广告非常少，相反，倒是北京这样人才密集的地区，招聘广告反而多。
“难道通辽比北京的人才还过剩？难道各单位都不缺人才？”程万军最终想明白了，在“逆淘汰”的氛围下，各单位领导怕招来的人才会打破原有的平衡，所以他们宁愿通过私人关系，找听话的庸才来扩充“自己人”的队伍。
从通辽邮寄了一份简历，让程万军意外的是，他被北京一家媒体录用了。2000年，32岁的程万军来到北京，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中，开始二次创业。
在这家媒体，程万军如鱼得水，遗憾的是，只干了一年半，他又不得不离开，他许多同事后来成了名人：胡纠纠、黄章晋、时寒冰、迟宇宙、莫之许、安替、秋风……这么“豪华”的阵容，报纸却没成功，只落了个“传媒黄埔军校”的美名。
有人才，为何干不成事？带着疑问，程万军开始寻找新的落脚点。
再度进入“逆淘汰”圈子
“我在北京的起点还可以，没有为生计浪费太多精力。”这是程万军的幸运，也是不幸，以后他又跑了几家报社，但每次都遭遇高层震荡。起点高，就要有自己的坚持，就容易受到震荡的影响，出局在所难免。
几番颠簸，程万军只好选择了一家“稳定”的单位。那是一家体制内的杂志，工资低，基本不对外发行，好处是，领导对质量没任何要求，但即使如此，正式员工也无力完成，只有招聘程万军这样“体制外的人”来干活。
整整3年，程万军过着很轻松的日子，在单位，每个工作日都必须坐班，同事们对着电脑玩游戏，而程万军却笔耕不辍，从这时起，《逆淘汰》的架构越来越清晰，连写作的激情都无需培养——只要看看身边的人，他就有写下去的冲动。“我是从‘逆淘汰’中出来，又回到其中，感触特别深。”程万军说，在单位，领导甚至认为杂志文章越八股越好，而对于刊登单位领导的照片却特别小心，谁该排在前面，谁该排在后面，都有讲究，一点也不能错。
冒着生命危险的二等奖
在杂志社，程万军一个人要写一半的稿子，还负责统筹所有稿件，用他的话说，他成了全能型导演，自编、自导、自演，甚至剧本都要自己写。
然而，对自己写的东西，程万军仍有坚持，一次去山西采访“矿难”，是他一生中最凶险的遭遇。当地人对记者先是拉拢，拉拢不成就会使用暴力，一些小矿主在当地基层政府中有“关系”，肆无忌惮，在这样的环境下，把握不好，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在那里，记者越是动机不纯，就越危险，我一顿饭都没吃人家的，所有费用完全自理。”程万军遭遇了暴力，但他没有把柄，小矿主们拿他无可奈何。最终，程万军写的稿件获得了当年全国安全行业新闻的二等奖。
中国历史就是人才流失史
“我对‘逆淘汰’有切肤之痛，有种不吐不快的感觉。”几年来，程万军写了两本书，但总觉得没写到“点”上。
2008年，在电视上看到美籍华人钱永健获取诺贝尔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钱永健表示：“我是美国科学家，这一点很确定。我不是中国科学家。血统出身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身分。”这段话让程万军感慨万千。
“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为什么这一现象频频发生？我们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美国教育更发达，培养的人才更多，可现实却是，人才资源相对缺乏的中国，大量人才反而流向美国。即使留下来的人才，也往往不能做到人尽其用，随着时间推移，他们要么能力下降，要么干脆被“废掉”。
“中国的历史，就是人才流失史。”程万军抛开了手中的《二十四史》，开始大声疾呼：“再不重视人才流失的问题，再不改善人才的生存环境，我们将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人才退化令人忧
——程万军如是说
晨报：您为何特别关注人才的话题？
程万军：我大学毕业后在国有单位工作，当时单位中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无处施展，终日只能养尊处优，几年下来，能力不仅没提升，反而下降，这促使我去思考：人才究竟应放在什么环境中才能增长本事？为什么许多人才几年后不仅没进步，反而退化了？
晨报：为什么呢？
程万军：因为我们的用人体制有问题，在传统“大锅饭”体制下，企业与个人利益不统一，领导考虑更多的是自己能得到什么好处，而非企业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人唯亲成了常态，人才反而是多余的。当一个企业的资源都被领导占据时，那么，在这个企业中的人才就没有了施展的空间，逐渐退化，而当一个社会的资源都被少数人占据时，那么，这个社会中人才就经常被废掉。
晨报：从那时起，您就开始研究“逆淘汰”了吗？
程万军：那时只是有一些感受，思考并不深入，几年后，我又回到了这样的氛围中，发现情况和10年至20年前完全一样，没什么改变，有想法的年轻人在这种环境下很痛苦。按说那样一本杂志，对质量要求低，工作量并不大，可那么多人居然完不成。我去以后，一个人承担一半以上的工作，可我只用忙半个月，剩下的半个月基本在休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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