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表示，在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作为评价标准时，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导致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

　　纪宝成的核心观点认为，“取消行政化是努力方向，但不光教育，所有领域包括出版单位、报纸、研究院都要取消，才可行，否则是不可行的。当一个社会以行政级别来衡量所有人的社会地位时，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上述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就教育去行政化和官本位问题，放诸于现实不但有紧迫性，更有对社会其它领域的辐射和带动意义。因此，教育领域先行探索实施“教授治校”，并像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与网友交流时谈到的那样，“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要让教育家办学。”实已迫在眉睫。

　　任何一项大的改革动向，总存在一个先后次序和哪一个更紧迫的问题。窥诸现实，很显然教育领域的改革更紧迫、更现实。教育领域行政化问题，早已根深蒂固，其社会危害性有目共睹。某种程度上，教育领域的行政化倾向已严重影响和制约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了良性学术氛围和优秀人才的培养。前两年，清华美院著名教授陈丹青向院方与校方正式递交了辞职报告。他坦承：“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人才被严重滞后的教育机制所压制，优秀人才无法脱颖而出，甚至不得不像陈丹青那样“被迫”跳出，这实际是教育的悲哀。

　　因教育“官化”严重而引起的其他负面问题，同样不容小觑。一些高校内部和民间广泛流行着这样的说法：校领导一走廊，处座一礼堂，副处一澡堂，科长一操场。放在国内整体教育氛围之下，这并不新鲜。而伴随着一顶顶教育官帽之后的腐败与不公，更是令人侧目。原本出发点很好的教师绩效工资，却完全变成了“官效工资”，“偏行政、轻教学”的现象已是普通的潜规则，工作20多年的一线教师待遇，可能还不如20多岁的学校团委书记。而一位工作了近20年的大学教授，无奈之下不得不对几乎小他一辈的“90后小科长”点头哈腰......这怎能不是对教育自由和创新的抹煞？真心热爱教育的人的尊严意识又如何体现？教育不改革，教育去行政化不彻底破除，只会让教育之路越走越窄。

　　教育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关系千家万户。而教育去行政化之改革，更关系教育改革整体成败。处于教育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既是改革的直接参与者，也是“被改革者”。公众希望看到的是，身处一线的“被改革者”们能多一些责任担当，多一些对社会发展和长远利益的共识，囿于自己的小圈子和既得利益而对改革推进的种种阻挠，只会被社会发展所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