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教育的经济学观察

与一个80年代大学生的对话

1982年，黑龙江林口县的农家孩子崔玉平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本科。那一年，林口县有数千人参加高考，上本科线的大约只有十来人，而崔玉平所在的村，当年只考出了他一个大学生。

那时的中国农村，刚刚包产到户，农民还不像现在这样可以依靠“打工经济”供孩子读书。崔玉平说：“要是我出生在今天这个年代，我也是读不起大学的。”上大学的时候，他不但不用交学费，而且国家还给他发助学金，由于他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学校在给他们这些农家孩子评助学金等级的时候，几乎都能拿到最高级——即每个月能领到35元钱，外加一些粮票。

崔玉平的第一份工作是留校做助教，并在该校工作了20年。担任大学老师期间，崔玉平考取了公费在职硕士研究生，到后来，又考取了公费在职博士研究生。

崔玉平说，他那个年代，考上大学，在农村像是中“状元”了，而跳出农村从更大的氛围来看，你是国家干部，社会地位亦非常明确；“现在没法评价了，社会的普通雇员吧，除非你考上公务员。”

博士毕业后，崔玉平调任到苏州大学专门从事教育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研究工作。通过经济学的投资、成本、收益等视角来看世界，崔玉平不仅对教育这个公共问题有独到的经济学解释，对自己的个人命运亦有经济学人独有的喟叹。

《中国经营报》：当下的大学生就业面临巨大的压力，我们在分析这种压力形成原因的时候，很多时候把它简单地归结于高校扩招。事实上，从恢复高考，到公费自费并轨，到大学扩招，再到我们今天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很少有人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进行分阶段的分析。

崔玉平：这几个阶段我们国家的经济政策、就业政策、经济发展与大学生数量都发生了变化。大学教育已经从过去的精英教育走向了大众教育。以前的大学生是国家的稀缺资源，国家还要给所有的大学生发助学金。到大学教育刚刚开始收费的时候，大学生的供给与需求开始平衡；而到现在这个阶段，大学生开始供过于求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会“掉价”。

过去，大学生的人力资源产权归国家所有，所以不愁没有工作。而现在，大学生的人力资源产权已经归自己所有，从理论上讲，也应该回归到这样。也因此，大学生需要自己去找工作，政府不需要包了，事实上政府也没有能力包，也不应当包下来。

《中国经营报》：大学生就业困难，意味着高等教育的投资回报很差，一个学生读完整个大学，是一笔巨大的投入，尤其是农村的大学生，几乎是举全家之力、倾其所有来供孩子上学，对这些人来说，找不到工作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崔玉平：必须引起注意的是，现在读完一个大学，个人与家庭承受的经济压力与社会压力越来越大。等大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导致高等教育的需求不足，也就是大家不愿意花这么多钱去读大学了，因为得不到经济回报或回报不足。

越来越多的适龄人接受高等教育，对国家、社会与民族是有益的，这是教育的溢出效应。我认为，未来的高等教育，政府、社会与个人都应该分担成本，但是，个人分担的部分应该越来越少，而且也要根据大学生家庭状况与个人能力量力而行。

个人分担的比例应该有个合理的范围，应当充分考虑学生的支付能力。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做到不让每个学生因为经济困难而上不起大学。现在个人分担的成本太高，这里不但有直接成本，还有机会成本。如果大学毕业跟高中毕业找到的是一样的工作，那么读大学就付出了很大一块的机会成本。两块合在一起，成本就太高了。

对农村的大学生，国家应当回归助学金的做法，仅仅依靠贷款的方式是不够的。现在很多农村家庭“因学致贫”，这是一种新的现象。如果我出生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也上不起大学。

另外，大学学费，不同的专业，支付费用也应该差别定价。大学不应以盈利为目的，学费应该基于成本。现在，我们的大学的各种专业成本到底是多少，学校始终搞不清楚。

《中国经营报》：教育对社会的溢出效应，展开来看具体有哪些方面？

崔玉平：教育对整个社会文化会带来好处。受教育就是投资未来，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回报，还有个人素质的提高。此外，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投资，我们不能过于注重它的投资回报功能，它还具有消费的性质，它具有个人享受的性质，教育可以满足个人对社会的、对人生的探讨。现在我们看待教育，过于“拜金主义”，过于看重它的“寻利”的功能。

教育的市场效应，表现在劳动者通过受教育得到的素质的提高，在劳动力上获得更高的回报，如，找到工作，找到更好的工作，工作得更好，以及未来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等等。而它的溢出效应(非市场效应)，国外已经有不少研究，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1.受教育的人更多，犯罪率会降低，犯罪恶性程度会更低；2.优生优育；3.健康程度越高，寿命越长；4.对后代以及周边接触的人有传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