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教师节，由于省委书记汪洋的特别关注，代课教师这一特殊群体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代课教师问题由来已久，自上世纪80年代国家对民办教师实行“关、转、招、辞、退”政策以来，各地代课教师数量激增。近年来，每每有代课教师的报道见诸报端，总能撩拨起公众脆弱的神经。社会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关切，一方面是基于对公平正义的本能追求，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凋敝的乡村教育的忧虑与不安。

代课教师扎根农村坚守三尺讲台，忍受着微薄的待遇和身份的歧视，在为自己讨生活的同时，也在为贫困农村的孩子赢未来。从表面上看，代课教师的出现是在农村教育领域以失范的市场手段对政府失灵行为的纠偏。义务教育作为公共产品，理论上讲，应该由政府财政负担。但事实上，众所周知，大多数边远山区的麻雀学校，学生人数少、教学条件差、教师待遇低，很难吸引高素质人才执掌教鞭。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由学校和学生出资雇请代课教师勉强支撑。2006年起，全国开始大规模清退代课教师，按照教育部发言人的讲法，“在很短时间内，要把44.8万中小学代课人员全部清退”。这使得代课教师的境遇雪上加霜，高压的清退政策与乡村缺乏师资的窘迫现实圈定了他们逼仄的生存空间，原来的“以工代教”到此时已经沦为不受国家政策法律保护的“打黑工”行为。近些年，最低工资标准、新劳动合同法等改善劳工待遇的政策法规相继出台，但遗憾的是，代课教师却因身份特殊成了阳光普照下的“黑色死角”，他们“血淋淋”的呼吁始终没有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正面回应。

而更进一步地分析，代课教师之所以存在，实际上是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城乡剪刀差不断拉大的必然结果。“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供养体制和分税制后财权不断上移的财政政策，足以令贫困县的“吃饭财政”不堪重负，进而陷入“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尴尬境地。为改善贫困农村师资匮乏的现状，国家先后出台免费师范生、优秀教师支教等激励政策，但实施效果总体不尽如人意。我们必须承认，现时农村依旧存在诸多限制人才成长发展的体制因素，这些因素短期内还很难彻底消除，这就意味着很难让优秀的外部人才自觉进入农村，这也决定了代课教师短期内难以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教师编制政策也成为解决代课教师问题的一大阻力。编制成为套在代课教师身上的绳索，是体制内外人员权利鸿沟的根源。一些地方教育部门甚至暗箱操纵教师编制，个别地区为了挤占教育经费或减少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宁愿空编而聘请代课教师。

事实证明，期望以一劳永逸的“清退政策”来化解代课教师问题，只是掩耳盗铃的鸵鸟策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对代课教师群体的关注，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但应该指出的是，改善代课教师待遇不能仅仅是对付教师节的应景“大礼包”，而应在改善贫困农村教育现状的大视野下从长计议。

平心而论，代课教师群体确实存在学历不高、知识老化、文化结构单一等诸多问题，与国家刚性标准对合格教师的要求尚存一定差距。如何在国家理想与乡村现实之间寻找突破口，采取更加人性化、更加符合农村实际的政策，至为关键。

加大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自然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前提与治本之策。而冲破个别地区公权力对教师编制的暗箱操作，消灭空编聘请代课教师、行政人员过量挤占编制的现象，让具备资格的优秀代课教师及时“转正”，则是最易也应是最先采取的措施；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对全省代课教师进行集中培训、公开招考，使有志于服务农村的“草根教育人才”提高水平，争取早日进入体制序列之内。对那些完全不具资格，无法胜任现时岗位的代课教师，为农村教育长远发展计，则应依据相关劳动政策法规给予补偿、予以清退；而更加深刻的变革应该指向教师编制制度，对教师“同工不同酬”的身份歧视是权利意识和法治观念淡薄的产物，在农村教育领域首先应开启以“养事不养人”为宗旨的人事编制制度改革，进而探索以其他手段减少财政支出的替代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