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的权力来自于哪儿？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不是个问题，还用问吗？上级任命嘛。去年年底各个重中之重的重点大学校长换届，什么时候换，换谁，学校里的教授基本无权过问。虽然说按规矩，组织部门得走一走群众路线，征询一下若干教授的意见，但教授终究没有决定权。所以当时法大的教授何兵说，闭门家中坐，校长天上来。

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有人质疑了，发问者是政协委员邵鸿。邵鸿在今年的两会上发言批评大学行政化，提议大学民主管理，实行民主遴选校长。

也许有人会说，上级任命的校长，也都是专家教授，有些还是院士，他们当校长，就等于是专家治校，教授治校。可是，政治学常识告诉我们，跟掌权者的身份比较起来，权力的来源往往决定一切。权力来源于上级，则听命于上级；来源于民众，即使不能完全听命于民众，至少要顾及民众的意见。大学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教授治校，不等于让某个教授当校长，关键在于众多的教授是否认可他。老百姓常说，屁股决定脑袋，严格来说，是屁股下面的椅子决定脑袋。椅子是怎么来的，决定了椅子上的屁股连同脑袋的行为。

大家都知道，大学教育是个专业性很强的领域，相关的学术更是属于专家和教授的事情。不是官大学问必然大，也不是官大就自然会办教育，必须尊重教育和学术的自身规律。可惜的是，我们现在恰恰是教育行政部门在办大学，不是大学办大学。大学第一等级的重大事务，比如校长、书记的遴选，办学方向的确定，专业设置，办学层次和主要框架，像能否招硕士博士，有多少博士点、硕士点，多少重点学科，一级学科等等，都由行政主管部门决定。次一等级的重大事务，院系的结构，机关主管部门的领导岗位，各专业内部的调整，学校的招生等等，由行政部门任命的校长、书记决定。最后剩下杂事，由各个学院的院长副院长，加上几个各部门的头头来办。

那么教授干什么呢？教授就是教书和带学生的，当然，还得有点科研成果(我们称之为工分)好让学校面上有光，主要是在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各种评审中，占据一个有利的地位。由于大学发现了“土法炼钢”的妙处，逼研究生交出两篇核心期刊论文才能毕业，因此，只要能多招研究生，教授在这方面的用处已经不那么大了。大学的科研方向，重点转向了逼教授申请课题，无论这些课题有用没用，是否属于学术，只要有课题，尤其是重大课题，就是好教授，否则，就不合格。

显然，如果教授仅仅是干活听喝的，那么，大学能否按教育规律来办，学术能否回归学术本身，就全靠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领导来操心了。显然，从世界各国到目前为止的经验来看，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如果非要坚持让他们来完成，大概也只能把大学拖入行政化的轨道，把大学办成衙门，或者衙门加垄断公司。这种大学，能教出什么样的学生，能出产什么样的学术，可想而知。这种大学，也只能在封闭而垄断的环境下才能生存，只要有外部的冲击，就会惊慌失措。前一段，几个香港的大学在大陆招了几百人，就令我们的知名学府，不惜以高额奖学金拉住所谓的“状元”。如果真出现几所按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原则办的大学，现在的这些赫赫有名的大学还能留住人吗？

那么，给教授一点民主权利，以民主方式遴选校长，会不会导致大学的混乱呢？显然不会。很多农村村委会实行村民选举，村党支部实行两票制，事实证明，并没有造成农村的混乱和失控。大学里的教授，素质应该不比农民低，实行一点民主，让教授公推校长，党员公推书记，有何不可？如果公推出来的人，做了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既可由民主形式给他推下去，也可以通过跟上级主管部门事先的约定，由上级罢免重选。有些人总是担心如果在大学里实行民主，会导致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阵地丧失，其实大可不必。而且，目前体制造成的种种弊端，衙门化、学术腐败等，已无法视而不见。

目前的体制下，教育行政部门掌握了太多的资金，利用手中的权力操控资金的发放，使得大学都被无声地拴在了自己的战车上。结果，揽到了太多的权力，也背上了过多的包袱。要知道，权力越大，干不好，骂名也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