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暴袭来，大学生找工作压力陡增。中山大学首个校友日活动会上，校长黄达人破天荒地恳请校友 “下订单”：“希望已有成就的校友利用手头资源，多提供就业岗位给师弟师妹们。”

　　这种呼吁不仅让该校老师觉得 “新鲜”——“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校长在公开场合向校友们提出要为学生们帮忙解决就业的话题”，也让包括笔者在内的众多公众感到“纳闷儿”：就业难道也要“近亲繁殖”吗？

　　笔者丝毫不怀疑黄达人校长言辞的恳切，更对其“进了中大，中大就要为他们的就业前景承诺”的话语感到敬佩。但是，这样的呼吁毕竟是一种暂时性的期待，而把学生就业寄望于校友本身就是一种错位。

　　即使今年的大学生就业问题能仰仗校友解决，明年呢？更进一步说，如果所有高校都祭起同样的“法宝”，社会谈何公平竞争，又说什么合理流动？校友“下订单”的局限性不言自明，长此以往，不可避免会发展到“近亲繁殖式”就业的糟糕境地。

　　事实上，向校友推荐本校毕业生或优先录用本校毕业生，中山大学不是第一个，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

　　大学恳请校友“下订单”的良好愿望可以理解，却不值得提倡。因为这种做法首先就违背了公平竞争的要义。公平竞争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应持有的基本理念，如果名牌大学培养的学生还停留在依靠家庭、父母或者学校找工作的程度，不仅意味着教育的失败，同时也意味着其赖以立足社会的基本素养尚未养成。说白了，这样的帮扶和依赖不过是陈腐的门第观念在作怪。

　　另外，这种做法明显不利于社会流动。众所周知，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和自由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社会流动来实现和保证的。随着社会分工渐趋专业化、知识化水平日益提高以及社会系统从封闭走向开放，社会成员的地位身份界限越来越取决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

　　因此，无论是对于防止向下流动还是鼓励向上流动而言，都必须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上取得优势。但是，不断强化自身优势地位的“近亲式就业”，旨在为身边的极少数人造就便利，由此势必要对社会的整体向上流动制造困境。那么，这样的结果是我们想要看到的吗？

　　毫无疑问，“近亲式就业”是社会流动的异化，而警惕“近亲式就业”背后的集体无意识也并不多余——假如我们渴望更趋平等、合理的流动机制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