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这些跟帖可以发现，客观看待“100万未就业”成因的少，宣泄不满情绪的多。我们并非认为不满情绪就不该宣泄，但要指出的是，宣泄不满情绪非但于事无补，还会进一步扰乱正在急切寻求工作的那“100万”的心绪。

    早报评论员以为，把“100万”所带来的窘境抑或尴尬，过分迁怒于高校当年“大扩招”不够客观，对于“大扩招”之利弊得失，还须从政策和策略两个层面作实事求是的解读。

　　政策层面，“大扩招”启动了中国社会有史以来前所未闻的、高等教育由传统的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型的历史进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转型。基于其启动时机有点儿仓促，且转型仍处在进行时，不可避免伴生大量的新旧矛盾冲突，且表现乱象纷呈，但大方向却不容否定。

    策略层面，上世纪末所启动的“大扩招”，一是为了刺激内需不振，二是鉴于亚洲金融危机与国内通缩“双碰头”所造成的国内就业压力，也就是说，匆忙推出“大扩招”客观上还有将高校打造成“就业蓄水池”的考虑：适度延缓当期就业压力的过度释放，又为日后新增的部分劳动力提供“知识支撑”。话到此，也许有读者把“大扩招”的策略理解为“头痛医头”———“矛盾后延”，但若从当年采取此策略的时局背景着眼，即便放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加以考量，此策略依然是利大于弊。

    相较于上世纪末，当下中国社会的基本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另一个突出的社会矛盾，对此，我们也不能回避。不过，冷静分析，当下日益突出的大学生就业难，既存在“实难”，也存在“虚难”。在未来一个时间段里，缓解“虚”与“实”之两难，需要采取不同的对策。

    较之于“实难”，大学生在高校所学的学科知识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这种“用非所学”、学了难以致用的矛盾在“传统型学科”中尤为突出。举个例子，20年前，国内只有几所高校开设新闻专业，到去年，开此专业的高校有600多所，年毕业生15万人，倘若全部进入新闻单位，当年正好将国内现有的持证记者全部换上一轮。就是那些社会有刚性需求的紧缺热门学科所培养的毕业生，其实际掌握的学科知识也往往令用人单位大失所望，这后一种情形，作为“大扩招”后遗症之一，也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下去。缓解“实难”非一日之功，须在启动高教实质性改革的前提下，致力于高等教育学科结构的深度调整，以及办学体制的实质性变革。

    较之于“虚难”，大学生心态的自我矫正最为关键，也最痛苦。一方面，大抵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取消国家包分配之后，大学生已从社会精英逐步转变为普通劳动者，面对新的就业态势，找工作挑肥拣瘦显得不合时宜；另一方面，高校学费多年来持续走高，对于家庭意味着一笔高昂的“就业投资”，毕业后找个收入较高且稳定性好的工作本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现实之残酷，一时半会儿容不下大学生寻求较高投资回报的正当愿望，故而，诚如心态矫正很痛苦，仍在为就业奔波的大学生，不妨从实际出发，先“低就”自食其力再找机会谋发展。

    我们再次诠释先“低就”之道理，并非只局限于说教层面，而是立足于可操作层面，譬如，2007年国内新实万人。这足以说明，越往“下”，就业机会越多，关键看当事人能否先“屈尊低就”，先从最底层干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