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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季羡林学幽默(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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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舜网 2009-7-22 11:1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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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季羡林先生与他心爱的猫———毛毛
《文汇报》编者按：季羡林先生是“笔会”最优秀的作者之一。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他就在本报副刊上发表作品了。1965年，他把优美的散文《巴马科之夜》投给了“笔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更是“笔会”的常客，他怀念老舍、胡也频、董秋芳、邓广铭的重要文章，都发在“笔会”上。他晚年的杰作《病榻杂记》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最先在“笔会”上披露的。季先生驾鹤西去，令我们哀痛不已。但对季先生的最好的纪念，莫如认真拜读他的文章著述。这里刊发的张柯的文章，提出了他读季羡林散文的一得之见，言之有物，值得推介。藉此，也寄托我们对季先生的哀思和敬意。
说起现代幽默作家，人们总会想到林语堂先生，“幽默”一词与其说是他的译笔，不如说是他的创造。再往下数，该是梁实秋和老舍了。两位先生同居北京，一位是贵族一派，名士风流，他的幽默雅驯机智；另一位是城市平民，他的幽默生动传神，京味十足。梁实秋、老舍之后，笔者斗胆提出刚刚谢世的季羡林先生，并宣称：在拥有东方学家、文学家、翻译家等许多名头同时，季羡林还是一位真正的幽默作家。
在人们心目中，季羡林除了学问与厚道、名气与谦逊之外，往往同木讷与土气连在一起。好像不土不是季羡林，一脸肃穆、表情如刀刻一般才是季羡林。每当看到这样的报道和评价，让人总有几分郁闷。
2004年夏日，笔者曾来到季老病房，看见季老故乡的少先队员为老人系上红领巾；助手在旁打趣说：“季老戴上红领巾，真像一个老少先队员。”“冒充的”———助手话音未落，季羡林接上话茬，病房里一片笑声。三年之后的2007年秋天，李景端陪著名影星林青霞拜望季羡林。李对季说：“您知道吗？她就是台湾的影星林青霞。”“全世界都知道。”在场的人又被逗笑了。
这是那位木讷的老人吗？
萧伯纳曾经说过：“没有幽默感的语言是篇公文，没有幽默感的人是尊雕像，没有幽默感的家庭是间旅店，而没有幽默感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幽默，是积极而又智慧的人生态度。
从甘草到肥牛
季羡林从高中起开始发表散文，早年作品基调感伤，内容以思念母亲，怀念故乡与故友居多，如钟敬文先生所说，他“写下自己的所思所念所感所怀，用奇妙的文字搭积情感的望乡台”。这时期他的散文读不出幽默。解放初期，国家“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措施深得人心”。他像换了一个人，“觉得天特别蓝，草特别绿，花特别红，山特别青，全中国仿佛开遍了美丽的玫瑰花，中华民族前途光芒万丈。”他被定为一级教授、中科院学部委员，工资加津贴445元，收入与普通人相比，是个天文数字。反映在散文里，作品笔调清新真挚，情感单纯质朴，还不乏一丝得意。他这一时期作品也很难找到多少幽默。季羡林真正成为一位幽默作家，还是进入晚年之后，这时候，国家从政治运动，特别是从十年浩劫中逐步走出，政治环境趋于宽松，季羡林重新做“人”，恢复了独立思考，散文创作有如火山喷发，进入全盛期，作品中的幽默感不期而至，令人刮目。难得的是，与前辈幽默作家相比，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季羡林散文中的幽默，别具了一番老辣与苍凉，哭中有笑，笑中有哭。
像许多名人一样，进入晚年的季羡林社会兼职众多，会议应接不暇，访客络绎不绝。季羡林感觉自己一时成了中药方里的甘草。古人称甘草为美草，它能调和百药，中医有“十方九草”之说，这“草”，就是甘草。十年前的1999年他写道：“近几年来，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片虚名，套在我的头上，成了一圈光环，给我招惹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麻烦。这个会长，那个主编，这个顾问，那个理事，纷至沓来，究竟有多少这样的纸冠，我自己实在无法弄清，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一遇到什么庆典或什么纪念，我就成了药方中的甘草，万不能缺……校系两级领导，关心我的健康，在我门上贴上谢绝会客的通知。然而知书识字的来访者却熟视无睹，依然想方设法闯进门来。听说北京某大学一位名人，大概遇到了同我一样的待遇，自己在门上大书：某某死了！但是，死了也不行，他们仍然闯进门来，向遗体告别。”
“纸冠”压顶，苦不堪言，季羡林自嘲，自己从“文革”中的“不可接触者”摇身一变成了“极可接触者”。虽然早已走出牛棚，可不知从哪一天起，他又感觉被人当成一头“肥牛”：
“我明明是一头瘦骨嶙峋的老牛，却有时被认为是日产鲜奶千磅的肥牛。已经挤出奶水五百磅，还是求索不止，认为我打了埋伏。其中情理，实难为外人道也。这逼得我不能不想到休息。”
到了晚年，老人回顾早年出洋，幸与不幸，仿佛都蒙上了一层幽默的淡光。出国留学被喻为镀金，季羡林说，他因为是去经济发达的德国，所以“到德国来镀的金是24K金”。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季羡林师从的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瓦尔德施米特与季羡林的中国老师陈寅恪同为德国大学者吕德斯的弟子，季羡林由此成为吕德斯的再传弟子，成就了中德现代学术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季羡林最难熬的岁月当数动乱初期，百般凌辱之下，他决定“自绝于人民”。他给自己准备了安眠药。在《牛棚杂忆》一书中他回忆了这段往事。在不堪回首的心酸中，季羡林还忘不了幽上一默，不过此时的幽默与讽刺已经合而为一：
“在1967年，我被‘老佛爷’抄了家，头顶上戴的帽子之多之大，令人一看就胆战心惊。我一时想不开，制定了自杀的计划，口袋里装满了安眠药水和药片。我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我只能采用资产阶级的自杀方式，决不能用封建主义的自杀方式，比如跳水、上吊、跳楼之类。”
自杀方式还有“资产阶级”的，这是想出来的，还是气出来的？
“联想”上高速
记得周谷城先生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智慧用不了的时候，幽默才能冒出来。智慧不够，没法子玩幽默。不行硬来，就有可能成为别人的幽默对象。季羡林睿智与幽默的一面，英籍女作家韩素音看得十分清楚：“我在他身上发现的不只是博学，而且是睿智。不仅是睿智，而且还有非常的谦恭有礼和幽默……与他谈话，使我感觉鼓舞，而在我们的谈话中，我总是期待着那种时刻，那时他用一个轻轻的微笑，以及在他眼神中的一个轻微的闪动，就会纠正我的一两处说得不合适的地方。”眼神中“轻微的闪动”，不正是睿智与幽默的闪光吗。
再看看他笔下与朋友之间的见面礼。那是十几年前，学者作家张中行先生尚健在，二老常于晨光熹微中的朗润园碰面。
“早晨起来，在门前湖边散步时，有时会碰见他。我们俩有时候只是抱拳一揖，算是打招呼……我常想中国礼仪之邦，竟然缺乏几句见面问安的话，像西洋的‘早安’，‘午安’，‘晚安’等等。我们好像挨饿挨了一千年，见面问候，先问‘吃了没有？’我和中行先生还没有饥饿到这个程度，所以不关心对方是否吃了饭……”
有位画家朋友与季羡林结识近半个世纪了。后来画家老了，老得有时候连老朋友都认不出了。这天画家上台讲话，发生了“刹车”危机。季羡林灵机一动，为画家，也为台下的听众救了场。
季羡林写道：此时的画家“像许多老年人一样，他脑袋里刹车的部件似乎老化失灵。一说话，往往像开汽车一样，刹不住车，说个不停，没完没了。会议是有时间限制的，听众的忍耐也绝非无限。在这危难之际，我同他夫人商议，由她写一个简短的发言稿，往他口袋里一塞，叮嘱他念完就算完事，不悖行礼如仪的常规。然而他一开口讲话，稿子之事早已忘入九霄云外，看样子打算从盘古开天地讲。照这样下去，讲上几千年，也讲不到今天的会。到了听众都变成了化石的时候，他也许才讲到春秋战国！我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忽然想到：按既定方针办。我请他的夫人上台，从他口袋里掏出讲稿，耳语了几句。他恍然大悟，点头称是，把讲稿念完，回到原来的座位。于是一场惊险才化险为夷，皆大欢喜。”
从汽车的刹车，联想到盘古开天地，联想到化石和春秋战国，再联想到“文革”末期的政治术语“按既定方针办”，老人的联想如同踩着油门的汽车冲在高速公路上，一路驰奔，畅行无碍。没有联想，就没有幽默。但如此妙喻如珠，“联”想联翩，智慧不够，哪里办得到。
耳朵安开关
生活中的幽默，无处不在，关键是去发现它抓住它。如果行有余力，嘴巴利索，下笔如神，还可以表现它。同许多著名幽默作家一样，季羡林极善于从生活中发现幽默。一些方言俚语、民间俗话，即使一些陈词滥调，一经他刮垢磨光、提炼激活，立马点石成金，妙趣横生。
北大德语教师赵林克娣，她的丈夫生前是北京钢铁学院的教授。夫妇俩在德国时就与季羡林认识了。后来老太太加入中国籍。可是，半个多世纪过去，老太太中国话说不了十句，中国饭吃不大惯，平常只同外国人和留学生来往，季羡林笑称她是：“组织上入籍，思想上并没有入。”
前些年，“接轨”说流行一时，季羡林借题发挥：若要接轨，必须通外语。他在《汉语与外语》一文中写道：“比如到外国去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出席的基本上都是同行的学者，这些就是同行的轨，要想接立即就能接上。然而……”打住，季羡林写到这里，思接千载，想到李白，想到了李白在黄鹤楼正欲题诗，忽然发现墙上崔颢写的七律而罢笔的故事。李白不写了———季羡林要接着写，他写的是：“眼前有轨接不得，只缘缺乏共同语，”接下来，他描写了一些代表团出国参加学术活动时不懂外语的窘境：“在会议休息时，往往到大厅里喝点咖啡或茶，吃点点心，这正是不同国家的学者们交流感情，增进友谊的好时机，每一位学者手端一杯饮料，这里聊上几句，那里侃上一阵，胡谈乱侃中，往往包含着最新的学术消息。如果有共同的语言，这真是如鱼得水，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然而可惜的是，我们中国的学者，只带了一张嘴，然而却没有带语言的工具，除了点头微笑之外，连‘今天天气，哈，哈，哈’都说不出来。尴尬之态可掬，只好找中国人扎堆儿谈话。”
国外开会看了风景，国内会海又该怎么摆渡呢？季羡林的做法是，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做自己的事，为此，他为两个耳朵安装了“开关”，将听力重新做了分配：“现在我既然没有完整的时间，就挖空心思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在会前、会后、甚至在会中，构思或动笔写文章。有不少会，讲话空话废话居多，传递的信息量却不大，态度欠端，话风不正，哼哼哈哈，不知所云，又佐之以‘这个’、‘那个’，间之以‘唵’、‘啊’，白白浪费精力，效果却是很少。在这时候，我往往只用一个耳朵或半个耳朵去听，就能兜住发言的信息量，而把剩下的一个耳朵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在脑海里，构思，写文章。当然，在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甚至自行车上，特别是在步行的时候，我脑海里更是思考不停。这就是我所说的时间的‘边角废料’。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此时文思如万斛泉涌，在鼓掌声中，一篇文章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倘多日不开会，则脑海活动，似将停止，‘江郎’仿佛‘才尽’，此时我反而希望开会了。这真叫做没有法子。”
形容会议，有“会风”之说。季羡林偏偏在会风中闻出了“会味”。“会味”一词，纯属季羡林版权，他人无法侵权。
皮儿薄与慈悲
笔者认为，中国艺术最大特色之一就是讲究生动传神。大到文学、戏剧、国画，小到剪纸、皮影、泥人，凡入妙品者，无不如此。离开生动，不能传神；离开生动，不能幽默。生动就是活灵活现，生动就是相声行话里的“皮儿薄”。生动的反面是死板，是僵滞，是皮儿厚。季羡林的学生钱文忠说过：“先生对印度古代语言的精熟和妙用，也是这些作品所具有的独特魅力的渊源之一。”这固然是不错的。不过季羡林散文令人叫绝的幽默风格，我想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归功于他对中国相声艺术“皮儿薄”传统的继承：起先“泥雕木塑一般绷着脸”(实际上是一种节奏感，笔者注)，突然戳“破”了，“破”得让人忍俊不禁，大笑开怀。上小学时，季羡林读过大量古典文学作品，一部《彭公案》，他看了四十多遍。小时候看过四十多遍的书，对一个人的写作，想没有影响都不容易。中国古典小说，皮儿厚的不多，节奏感特强。
进入新千年，季羡林最大忧思是人类处理不好与大自然的关系。在散文《九十抒怀》中，老人家第二次痛斥人类对动物的“诬蔑”。在说到他养了猫和乌龟之后，接着说：“我的家庭成员还没有到此为止，我还饲养了五只大甲鱼。甲鱼，在一般老百姓嘴里叫‘王八’，是一个十分不光彩的名称，人们讳言之。然而我却堂而皇之地养在大瓷缸内，一视同仁，毫无歧视之心。是不是我神经出了毛病？用不着请医生去检查，我神经十分正常。我认为，甲鱼同其他动物一样有生存的权利。称之为王八，是人类对它的诬蔑，是向它头上泼脏水。可惜甲鱼无知，不会向世界最高法庭上去状告人类，还要求赔偿名誉费若干美元，而且要登报声明。我个人觉得，人类在新世纪、新千年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处理好与大自然的关系。”
是的，甲鱼是不会打官司。不过，假如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到了覆水难收的那一天，无论赔偿多少美元，大自然也不会答应。大自然的报复将是人类的毁灭。从爱人到爱国，从对人类的大慈悲到对大自然的大慈悲，作为幽默作家，其中的大爱与大恨，人类意识与地球意识，文学功力与语言学功力，饱经忧患又睿智达观，这一切，也许就是季羡林的幽默的总根源吧。不论是向季先生学幽默，还是悼念季先生，对这一总根源，我们不可不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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