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9日，耳顺之年的朱经武从香港科技大学校董会主席手上接过象征校长权力的印鉴，开始扮演一个全新的角色。

    他是举世闻名的超导物理学家，创建并领导这一领域最重要的实验室——美国得州超导中心，他被认为是最有希望拿到诺贝尔奖的华人之一。当他成为香港科技大学第二任校长候选人之一的消息公布之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不二人选。

    但在此之前，他几乎没有任何大学行政经验。“我没当过校长，没当过院长，没当过研究所所长，甚至没当过系主任。”朱经武的办法，是找当过校长的朋友打听，怎样才能做一个好校长。

    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告诉了他一个有趣的答案：当校长，可以带来三方面好处。如果想做研究，有机会把自己的研究做得很好。如果想搞行政，做个好校长，正好可以大展拳脚。如果想趁这个时间把身体养好，也能办到。但坏处是，这三样，只能要其中两个。要研究，要身体，校长就当不好;要当好校长，也要健康，学术研究就得放弃。“如果既要研究，又想当个好校长，那么对不起，小命就要没有掉了。”朱经武大笑着说，“不过，我很幸运，现在看来，三样都要，还可以应付。”他跷起腿，露出脚上的登山鞋。背后墙上，一幅郑板桥的字——“难得糊涂”。

    在担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之后，朱经武并没有辞去在休斯敦的实验室主任职务，经常需要美国、香港地区两边跑。“我的原则，是生为科学家，死亦为科学家。”出于这个原因，最初和校董会沟通时，他曾提出，只拿75%的薪水，这样可以名正言顺地花25%的时间在美国的实验室。但得到的答复是，“香港科技大学只有全职的校长”。所以，他描述自己的现状，是“全职的科学家，也是全职的校长”。

    一个人的时间与精力有限，两处全职，毕竟只能是一种态度。更为实际的解决办法，是找人帮忙。休斯敦实验室一边，朱经武找到比较能干的副手负责日常事务，自己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与学生沟通进展。“如果我的实验室能做出好的成绩，对于科技大学，也会是一个宣传。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校董会的共识。”

    香港科技大学一边，他最主要的举措，则是建议设立英式大学制度中的常务副校长，由目前的学术副校长钱大康担任，负责更多的内部事务。

三联生活周刊：您和夫人为什么觉得一间屋不能有两个念物理的呢？

    朱经武：做物理要全身投入，如果两人每天都做十几、二十个钟头，家里有小孩的时候照顾起来比较困难。当然也有人做成的，比如袁家骝、吴健雄夫妇两位，两个都做得很好，而且也有孩子。

    三联生活周刊：您怎么看超导的应用前景？

    朱经武：现在面临一个问题，这个技术慢慢成熟，可以用了，但这里面就要真的花钱，要花很多钱。某种程度看，这需要政府支持。2002年，美国能源部就考虑建设一个覆盖北美的超级电网系统，用超导材料做。当时估计需要投资5000亿美元，希望花10年到50年的时间完成。这种东西基本上没有一家公司可以承担，要是建成，就把全世界最大的工业——能源工业全部改观。不过这个计划现在搁置了，我们讨论的时候是美国政府有上万亿美元的(预算)盈余，现在是万亿美元的亏空，因为进了伊拉克。

    三联生活周刊：您现在是怎样指导超导研究的？

    朱经武：我基本上在这边也做，我的PC在这边，把校长的工作做完我就管这个，每天早上都看研究进展，给他们写信。我晚上看到的问题，邮件过去，第二天早上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答案。平均差不多一个月，我也会去一次。

    三联生活周刊：超导中心会因为您不能全职投入而放慢进展吗？那边的得克萨斯州政府，他们为这个超导中心出了钱，现在会着急吗？

    朱经武：不过我很幸运，在那边几位同事都是很不错的人，我们不仅做超导，还做其他方面。得州政府到目前还是非常支持。我们在那里的工作跟能源也很有关系，比如说燃料电池，因为燃料电池那些电极的材料跟超导材料非常相似。还有一些传感器技术，都是在这里出来的。

    三联生活周刊：您走出当校长这一步前，曾拒绝过类似机会，比如1988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邀请，一开始也拒绝了香港科大，您是怎样选择的？您当时说：“我从没想过要当校长，但这是个绝好的机会，好得没法拒绝。”为什么这样说？

    朱经武：到学校看过以后，我的确觉得，假如一个人要当校长，没有一个学校比香港科技大学更好。因为它没有历史包袱，政府、同学、老师都希望这个学校变得更好，而且老师的阵容非常强，仪器和环境也很漂亮。董建华先生之前跟我谈，他说香港正好经济转型，要通过高科技手段维持香港的繁荣，希望科大变成帮助香港经济转型的火车头。我觉得一生里有这种机会很值得一试。我在大陆出生，在台湾长大，在美国工作，香港这个地方什么人都能来往，假如我到这里促进这三方面人民的互相了解，也很有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科学家怎么做校长？有什么不同？

    朱经武：基本上是相似的，其实我常常觉得做事情，基本等于一个做人常识的运用。当然我不是管理的专才，但我自己有个很简单的原则，我当校长基本上只跟我的管理层讲应该做什么，为什么要做，从不讲怎么做。假如出了大问题，我就把它当成是我的问题，然后一同去解决。很幸运的是，我有3位副校长，还有几个院长，他们都是非常能干的人。

 三联生活周刊：您总是说大学排名不是绝对的，但似乎排名又对筹款和招生有直接影响，您会把排名作为工作目标吗？

    朱经武：我不会把它当做工作目标，当做一个参考是很好的，比如伦敦《金融时报》把我们排在很前面，我们很高兴。但我跟我的同事讲，我们的工学院排名全世界第17，假如我坐下来写的话，可以很容易写出17家或者27家工学院比我们好。当然我们有特色，在某个方面可能是好，但我们不能完全信这些数字。

    三联生活周刊：您觉得大学会无形中受排名的导向吗？

    朱经武：有些人真的是朝这个方向走，很不值得。但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假若纯粹为排名去办教育，我觉得是失败的。

    三联生活周刊：您曾说科学这个东西都是从犯错里得到的，科大的历程中走过弯路吗？

    朱经武：我们很幸运，正好以前没有包袱，弯路比较少。当然也有遗憾，比如我们很希望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有本科，但因为从一开始政府的规定就没有。其他的，我们学校早期资源很充足，比如建校时提供了六七千名学生的经费，1991年第一天开门时招进来只有200人，这样富余的资金就可以找最好的老师，买最好的仪器。下一步就没有这个优势了，与别的学校一样公平竞争，香港各大学的经费一般都是照人头算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为科技和学术争取支持，比美国难很多吗？

    朱经武：也不见得。开始香港没这个传统，3年前政府推出匹配捐款项目，就是你募到一块钱，政府给你多少钱来匹配。这样鼓励之下，发觉香港这些有钱人还是相当积极，比如说李兆基先生捐了我们4亿港币，我只去跟他谈了一次而已。

    三联生活周刊：高等研究院希望吸引各领域的科学家来开展最纯粹的尖端研究，这显然与纳米材料和生物技术等前景明朗的领域不同，会不会在资金支持上难度更大一些？

    朱经武：我们这个高等研究院是仿照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来建立，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成立后，整个欧洲学术重镇就移到美国去了。我们是希望我们这个建成后，变成整个世界学术的磁石。但有不同的地方，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基本上是做纯粹理论和基础研究，我们除了这两样，也要做应用和实验的研究。

    三联生活周刊：香港科大既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培养企业家和管理者，有可能身兼二任吗？就像您这样。单科突进也是您所愿意接纳的人才之一，科大有办法把他们变成全面人才吗？或者好的科学环境完全可以让单科天才各得其所？

    朱经武：我觉得训练通才不容易，训练特殊人才更不容易。我们希望能保持足够的弹性，因为以后这个社会需要的人是多方面的，我们尽可能地全能教育。我们现在计划成立一个创新技术管理学院。这些人应该知道什么是重要的科学，什么是好的科学，什么是好的技术，这个技术应该怎么成品化。假如这些学生有兴趣在商业方面的话，我们也训练他们。不仅仅训练科学的专长，也训练做企业的专长。

    三联生活周刊：您每天工作多长时间？如何度过闲暇时间？

    朱经武：很难讲，一般来说我这个工作其实就是我的消遣。我早上大概7点多钟就开始，一直到晚上20点多钟。

    三联生活周刊：没有娱乐？

    朱经武：目前是没有，因为我的娱乐就是看我研究的东西。周末也在这里，我差不多是7天都在这里。

    三联生活周刊：夫人没有意见？

    朱经武：没太多意见，她也习惯了，因为她父亲当年也是这样，不过她父亲当年是在家里，我是在学校。而且她也有她自己的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以后有什么打算？做研究还是做管理？

    朱经武：我想最后我是要回去做研究，因为我现在还在继续，其实我在那边原来有9个博士生，现有还有6个。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香港的高等教育缺乏的一点是弹性还不够，体现在哪里？

    朱经武：现在他们希望能改变。比如说大学学生的分配(专业培养计划)，完全由政府决定，他们会搞人力资源调查，觉得某一方面缺人，就要增加学位。我觉得有的时候，当你真正去研究去调查，决定这一方面可能缺人的时候，可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三联生活周刊 鲁伊 吴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