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文化在冲突与融合中锻造新文明

     记者：新世纪、新阶段，文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作为我国著名的文化学者，你也经常就跨世纪文化发表观点与对话。 可否请您就跨世纪文化发展趋势及其历史使命谈谈看法？

     余秋雨：走近新世纪，文化确实倍受人们关注。每个人都在想，但我认为还想得还不够多、不够深。作为跨世纪的人的那样一种体验还不够强烈。老实讲，我很怕我们在迷迷糊糊当中就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槛，而这个门槛上我们的前辈曾经期盼过，而很多后人也会回忆这个门槛。如果我们这些身临其境的人漠然不知,变成当局者迷,那就非常遗憾.尤其是作为文化人,失去了文化的敏锐性和自觉性,那岂不成了历史的罪人.

     所谓世纪,是在近代出现的以百年为周期的一个历史节奏.中国在17世纪时就开始进入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最激烈的一次冲撞.其实游牧文化在元朝的时候就开始进入中原大地和农耕文化对峙、融合，但融合得不够理想。到了17世纪，关东一带以沈阳为基地的一支游牧民族的有生力量，冲过长城，冲向中原，用军事的方式让两种文明组合在一起。开始是血淋淋的，到18世纪的时候就融合得非常漂亮了。最高潮就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这两种文化的组合使中国的历史在封建社会里达到了最辉煌灿烂的高峰——康乾盛世。中华文明也达到了那时前所未有的繁荣，国势也变得异常强大。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西北边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游牧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与农耕文化智慧的哲学组合在一起，力量便强大无比。因此，乾隆成了清朝甚至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而乾隆又恰恰死于18世纪的最后一年，也就是在18世纪的最后岁月，中华文明遇到了第三种文明，即以工业革命为背景的海洋文明。从而也留给了19世纪长期的中国农业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我们以失败而告终。19世纪末，中国涌现出了那么多思想者，说明人们在思考，我们怎么跨进20世纪？想来想去，大家认为20世纪应该是一个雪耻的世纪，要自立自强，把19世纪的落后与屈辱翻过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取得了很好的战果。特别最近20多年来，呈现出数百年历史的最好时期。我们中国人特别要在世纪之交作些清醒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与其他领域不同的使命，就在于它要在时间和空间上作出最大的跨越，要把几个世纪的历史，把非常辽阔的空间联在一起思考.

　　世纪课题：搭建中华文化通向世界的第四座桥

     记者：20世纪末的中国是一个劲吹文明之风的中国，文明这个词也是我们使用最频繁的一个词。也有人说，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负有历史性责任。中国也确实出现了孙中山的“中西合璧，再造中华”的文明论，出现了当前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您在刚才谈话的最后也留下了几个让人思索的问题，那么，用您的眼光看，中华文化在几个世纪之内，被国际社会的接受前景到底如何？存在哪些薄弱环节？

     余秋雨：这一点，以前人们似乎不太在乎，但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日趋一体化的时期，地球越变越小，我们如果不考虑整个世界对中华文明的接受状态的话，中华民族的自我感觉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异，它的本质就会发生变化。拿戏剧讲，在20世纪，其实我们的京剧艺术就遇到了很多问题。梅兰芳先生在欧美走了几圈后，发现世界上居然有那么多人对我们的传统艺术报以热烈的掌声，有那么多艺术大师对京剧如此的赞叹不绝，他被聘为博士，他得到了人们的优待。于是他便潜心钻研，而且告诉大家，哪一些剧目要发展，哪一些剧目不行了。人们对京剧艺术的喜爱和对他本人的肯定，更加激发了他为艺术而奋斗的信心和决心。作为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划果我们不承认现在我们是闭关锁国的时代，那么我们必须得承认，我们是很在乎别人对中华文化的看法的。

     那么中华文化的被接受状态到底如何？外部世界是怎样对待中华文明的呢？我认为国际社会接受中华文化主要有三座桥：第一座是“古典学理”之桥。翻开世界哲学史，老子、孔孟都被排在最前面，世界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哲学思想一直抱仰望的态度。从19世纪西方耶稣会的传教士对先秦诸子的青睐，到法国启蒙主义运动大师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赞叹。世界许多国家都看到了东方智慧的精华，同时也发现了不少问题。如孟德斯鸠就曾说过：在这些智慧的背后，看看到了这个国家搞专制主义的痕迹。到后来世界大师对中国哲学的评价就不是很高了，但他们毕竟已把中国古典哲学当作范本研究过了。因此说先秦哲学对外部的国际社会来说，并不是很陌生，这就得利于我所说的“古典学理“之桥。包括现在西方的一些国家的哲学家和物理学家还提出21世纪还会回到中国孔孟的思想模式中，回到老子由“清静无为”和质朴的世界当中去。第二座是“世俗民艺”之桥。中国古典哲学为外国所了解，主要是停留在学者的范畴之中，而作为老百姓则很难接受。他们了解中国文化则另辟蹊径，主要通过陶瓷、丝绸；节日的龙舟、舞狮、爆竹及餐饮；中国功夫等，这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最普及的了解。但已经深深进入中华文化精髓的中国人，则觉得这种理解是很表面的，外国人看到的并不是中华文化最精髓、最本质的部分。第三座是“传媒信息”之桥。当年拜访乾隆皇帝的那个英国使团的那个报告和日记已属于信息，很多旅行家的游记、照片及一些纪录片也组成传媒信息，甚至现在的一些文学作品，有的被翻译成外文，被外国人看成是了解中国的社会报告。

     这三座桥看起来似乎很完整了，但我觉得不尽然。为了说明这个缺漏，我想引用德国人诗人歌德的一次谈话。歌德曾经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很熟悉，但有一次他无意中看到了中国很普通、很平常的一部文学作品，他大吃一惊。1827年1月31日他找到了朋友爱克曼，利他谈起了这部作品，他说中国人竟然和我们那么的相象，冥冥之中似乎一样，但又是那样的不同，他们的情感方式独到，看到天上的月亮、身边的风，都会想起许多诗意，进入一种境界，他们对人的最微妙的关注居然不和我们都完全一样……因此他得出了一个让全世界都为之感动的命题：人类最终将会建立世界文字。因此我们也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再多的哲学也代替不了一本小小的艺术作品来传达中国的一个信号，也无达表达活生生的生活状态；所以说前面的三座桥好象是完备的，但还不完全，还应建立“第四座桥”，这一座桥就像人们通过歌德、贝多芬了解德国，通过雨果、罗丹了解法国、通过海明威了解美国一样。我们还缺少能够传达我们文化的最精致的部位，又能感动世界其他民族的这种艺术作品，这座桥到今天还没能真正搭建起来。印度本来是一个不太发达的国冢，问题也很多，但有了一个泰戈尔，人们就觉得这个神秘的、贫困的、落后的民族竟然有这样美丽的思想和哲人，他们在思考什么、灵魂怎佯，透过泰戈尔人们了解了许多；日本在二战后给人的印象很不好，但居然出了个川端康成，人们永远也忘不了他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谈话，他讲：几百年前，一个漫天飞雪的夜晚，在日本的山头上有一些古庙，古庙里住着一些写诗的和尚，他们面对雪景作诗，并一句句朗诵出来。他们还冒着大雪爬出，把诗传给另一个庙的利尚进行唱和……多么美丽的画卷，这种美妙的境界不禁为世界上其他民族所震撼。而直到今天，可以这样讲，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出现过能全部概括出中华文化最精致的部位并能感动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信号，也就是我所说的“第四座桥”还没建成。这当然不能怪古代的唐宋名家，也不能怪身处兵荒马乱年代的近代大师。他们当中也有许多人了解外国文化，也曾经试图搭建这座桥，但是因为时局的局限而很难进行操作。如鲁迅先生、林语堂先生，他们都一直想做这件事，但时代的动乱使得整个艺术无法进行大规模的传播！更谈不上与国际同步接轨了。这种后果是不言而喻的，直到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知道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也曾经有过漫长的历史，并出现过许多精彩之笔。他们也可以判断下个世纪中国将更强大。但一个核心的问题则不能不令人难过，就是他们还缺少对中国人及其灵魂的了解。我认为从文化意义上讲，找回中国人失落多年的尊严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而这种体验主要是通过艺术语言来表达，因此，建立“第四座桥”便成为摆在世纪文化当中的一个严峻课题，而更多的华人则把这种期望寄托在中国大陆。

　　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还缺少什么?

     记者：那么我们现在的文化、文学艺术要走向世界，到底还存在哪些障碍，还有哪些方面和国际社会或者说和明天难于沟通呢？

     余秋雨：第一，缺少善良，或者说“大善！。“我们都很善良”，人们时常这样说。其实我们民族艺术的内核，缺少的正是这种大善的品质。因此很难广泛地感动人，很难广泛地传达出这个民族精神的高贵之处。这话说起来似乎很土、很浅。但这实在是个很严肃的话题。我们以上演的影片《泰坦尼克号》为侧，它的成功并不仅仅是因为巨额投资和精心制作，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它传载着一种无可掩饰的善良，为人所感动。文艺复兴时，包括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些宗教画都能在世界美术史上享有较高的位置，也是与它所传达的这种人性的圣洁关系密切。而我们现在的许多人都过分地注重“术”而远离“道”，书摊上的“驭人术”、 “拍马术”甚至“欺骗术”……日益增多，那样很危险。时间越长，我们就会期盼越愈烈：什么时候，能让那些跨越时代、国界、人种的大慈大悲大善良的中国精神能在我们的艺术作品中出现，带给人由衷的震撼。第二，缺少生命承受的边缘性考验。 《泰坦尼克号》之所以能产生轰动效应，除了至真至善之外，还因为它让生命接受了边缘性的考验。而我们的艺术思考则往往不是这样，而是要塑造一个理想性的人物，就把几种品质、性格堆积于他，去拼命的定位、修饰，而很少把生命放在边缘状态去考验。那种把形象放在荒原之上，离开了房屋、清泉及任何可以依存的东西，发出最后的生命的呼号，这种艺术和艺术家不多见。1996年，我利贾平凹去新疆，在乌鲁木齐，他说他被震撼了，被站立在荒漠中的胡杨树所震撼。胡杨树在那种没有水的地方能活上几百年；树死以后又可站立几百年不倒；躯体倒下了，又可以几百年不腐烂，这种令人心动的生命状态在我们的文艺、文学作品中太少了。理想范本太多，生命体验太少，能身临其境，不畏艰险地去体验生活、体验生命的人太少了。同样是看苏东坡，我在图书馆里、在家里看和到流放的现场去看，感觉完全是两个样子。只有让生命接受边缘性考验，才能出现惊世的人作。第三个差距就是，作品的实用追求超过超越追求。实用并非是指急功近利赚钱。我经历了灾难，就把灾难表述出来，这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占很大比重，这在别人看来就是一种实用艺术。而没有把这种经历蒸馏、升格。没有达到超越的地步，对于没有这种生活经历的人来说，只能是过眼烟云。而艺术最终是一个超越的符号。第四个差距就是不论文学、美术还是其他创作，笔墨趣味超过原创意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缺少那种让人身心为之震动的作品。因此我要说，在下一个世纪的创作中，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对人类的关爱，让生命去承受这种边缘性的考验，在考验中能获得一种超越，在超越中保持一种原创精神，那么在21世纪的不久，中国不论在哪个艺术领域，都将会出现真正的大作品，可以传达我们祈盼已久的中华文化尊严的传世之作。

　　21世纪中华文化将再现辉煌

     记者：请您谈一谈21世纪中华文化的发展前景。

     余秋雨：我已经提到，中华文化已经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在没有大家、大作出现的时代，我们只能采取积极的等待，真正的等待具有很高的标准，也只有那种带有巨大希望和严格标准的等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等待。只要我们对这种等待持大爱的态度，那就等于关爰了艺术得以滋生的土壤。记得白先勇先生6月12日的来信中写道“我觉得20世纪已到尾声，世纪初那一批有识之士对中国文化的质疑、抨击，所提出的林林总总的改革方案，直到现在似乎仍没高一个肯定的答案。台湾的许多问题，其实是文化问题。大陆上的文化问题我看也严重得很。我一直觉得，也一直希望，下一个世纪，中国会有一个新的‘文艺复兴’，这个运动如果成功，一定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现代文化衔接、通电后一种新的中国文化之诞生”，我也坚信，只要我们等待、呼唤、关爱艺术得以滋生的土壤，精心搭建中国文化通向世界的“第四座桥”，21世纪开始不久，中华文化将出现一个奇迹的飞跃，让我们共同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