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惑的幽暗之域

    林白的创作总是散发着令人屏息的魅惑。

    20世纪80年代初，林白还是个灵气魅人、意气飞扬的年轻诗人。“她就是为写作而生的！”与林白交往了近20年，这话也说了近20年。那时，她和几位诗人时常聚在我那间临街小屋谈诗，当时他们正在结集出版《含羞草》诗丛——那是广西那个时代的文坛盛事。同样写南方初春的树叶，那时绚丽轻盈的林白“立在每一片新绿上舞蹈”，她发出的是阳光的声音：“三月真年轻”！90年代，小说家林白避开每一片绿叶，她在窗帘后面撕开女性意识深处的焦虑、创伤和隐痛，让它们痛快地尖叫、呼喊、挣扎与倾诉，那是令中国文坛瞩目的《一个人的战争》；世纪之初，林白的春天来了，《万物花开》，她走出逼仄，一扫惊恐而变得母性十足，她的视线穿越了曾经严实的窗帘，透过藏着隐蔽物里的人与事，落在实实在在的日子里了，《万物花开》的寓言化构思里，色彩明亮，“明亮光线尽头落下苍凉的阴影”（林宋瑜语）。这个阴影的衍生物，便是她新创造的幽暗之域，下层女性生活的镜像之地——银角。

    《去往银角》开头仍然是南方初春的树叶“旧得发黑，湿淋淋的闪着阴沉的光。它们像石头一样挂在树上，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但从来不掉。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好像不是要顺时进入春天，而是相反。”林白变得冷峻有力的笔头营造了一个倒春寒的人生境遇，下岗女工崔红的人生恶运就此展开。为了生活，为了病重的父亲，离婚了的下岗女工崔红走投无路中要去银角做妓女。《去往银角》一个与我们现实经验颇为吻合的开头，诱惑我们开始去假设故事的走向，以为林白小说只是转向现实中下层女性的苦痛与挣扎，然而，读到姊妹篇《红艳见闻录》，你才发现前者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平台，真正的不断的魅惑与新奇在后者。林白创造了一个极富寓言色彩和荒诞性的极恶之地银角。银角是个小城，银角只有享乐欲望，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罪恶欺诈；处处盛开的肥厚的腥甜的鸡冠花，便是一朵朵疯长的欲望之花。于是，似乎脱离日常生活状态的银角，变得怪异、魅惑，崔红的历险记也变得犹如炼狱般神奇恐怖九死一生了。这朵长在幽暗之域的恶之花，由于林白把恶写到极致的笔力，而变得令人恐惧并熠熠生辉了。于是，我们记住了银角。

    林白总是善长把庸常化为神奇，那种深入骨髓的林白式诡秘奇异并不在表层，而是把表层日常故事内化为梦魇和魂魄的话语，并亦梦亦幻地展开，流畅舒展，一泻千里。林白真的是生来就是为写作的，她的叙述充满智慧和力量，她穿透了潜藏于日常生活的表象，在亦梦亦幻中挖掘出生命存在的幽暗之域，并把它推到了极致。林白说：“极致就是力量、冲击和震撼”。于是，我们被这个幽暗之域冲击着，因为它不仅是空间银角，还是时间概念下我们欲望化的时代，更是那种潜存于人们（包括我们自身）内心深处阴暗面的可能性，它们的外化正是存在于银角的堕落。小说的力量由此而生，小说世界的无限意味由此而生。

    在这两篇新作里，林白的言语方式一如既往地飞天入地，天马行空。生动，怪异，诗性而酣畅淋漓；依然是优雅的粗俗，寓言化的构思，自由恣意的想象。尤其她那旺盛的想象力还会不时唤醒我们的记忆，她说银角的妓女都是番薯变的，那在深坑里长得古灵精怪硕大无比的嫩白番薯，瞬间掠过我的记忆，那是初中时代农业课关于科学种植的记忆，这种番薯种植好像是一个范姓农学家的成果。那是一代人的记忆。于是，我肯定林白直抵我们一代人记忆深处的缝隙；于是，我们也随着林白的想象飞翔。

    而她小说的意义指向却是一个新突破。林白突破了那个心气很高的窗帘后面的女人。从《万物花开》出发，曾被她忽略过的芸芸众生全部如花盛开，长出各自的形态。从王榨村的大头一干民众，到去银角的下岗女士，林白的人物变得丰富多样、卑微现实了。尽管她依然向着她从来迷恋的关于人的梦魇和魂魄努力，依然在流畅的故事表层中潜入世界少为人知的、幽暗的背面和生存不可更改的宿命，但是她的质疑和悲悯已经落在崔红的身上，一个下岗的离了婚的无助的女工，那是下岗女工的宿命；王榨村的大头的悲剧同样是现代农民的悲剧，是对乡土中国的书写。女巫林白双脚已经着陆，她善良的双眼开始面对民众苦难、社会生存，面对乡镇下层女性的命运。这是林白的一个自我颠覆，坚实而决绝。于是，她一如既往的神秘诡异的笔调，就给我们挖掘出最绝望悲惨的生活世相，哪怕小说结尾，红艳（崔红）死里逃生那“纵身一跃”，未必挣脱梦魇，兴许梦魇还在继续，命运意识浮出水面。于是，林白纯粹的写作新增了更为广阔的精神内容和更为丰富的表现形式了。林白也变得更为深刻而坚强、厚实而亲近了。林白走向更为广泛的读者。

    《205路无人售票车》虽然小说格局逼仄于林白，叙述也缺乏林白式的自由恣意和酣畅淋漓，但它同样是对一种非经验性的内心生活的叙述，即对黑暗的叙述；它同样开进了生存的幽暗之域。

    在这里，年轻的纪尘一如既往地讲述着一个疯狂的爱情故事。小说由四个不同身份的叙述者“我”、“流浪汉”、“失去丈夫的女人”、“S”以不同角度叙述发生在205路无人售票车的故事，结构颇具匠心，四个部分：引擎、方向盘、油门和四个轮子起承转合着人物内心在夜晚黑暗的孤独、混沌和虚无。故事尖锐、感伤、粗糙，还有些隐晦迷离，呈现出一种生活自身的无奈与无助，我们感知到了盛开在夜间的这朵朦胧的黑暗之花，感知到潜流之下无人知晓的另一种生活，另一种命运。但是纪尘太沉迷于故事结构的起承转合了，同样是黑夜的叙述，林白那些燃烧着的文字不仅照亮了人性的幽暗，使人物生动起来，而且她对这种幽暗的背后有着更深更远更为丰富的思索，她对叙述进行了必要而独到的提升，从而抵达了生存的幽暗之域。于是，我想，对叙事技巧与审美思考之间如何巧妙地融会贯通，兴许是年轻灵动的纪尘所面临的。

    冲突的理想之境

    有着一双明亮眼睛的李约热，写起小说同样有着里约热内卢足球的热力。

    虽然这是小说一个恒常的主题——小知识分子的理想幻灭，然而，李约热却有着令人心动的叙述。小学教师李壮出走家乡，去寻找自己的理想王国，包括梦中情人王小菊，以抗争小镇生活的挤压以及镇长的无德丑女杨美的逼婚。理想遭遇现实，感情遭遇时空，李约热把这种遭遇推到了极致，他让他的人物一面在虚幻的理想天空上飞翔——不断成功的北京来信；一面遭遇大地引力的拷打——现实根本性的冲突。极致的残酷逼迫人物的崩溃，当李壮历经沧桑回家时，面对的已是故乡迁移后的废墟，最后疗伤的家园李壮也失去了。此刻，小说的进展已经出人意料了，因为前面三分之二的叙事，作者极为细致耐心，不惊不乍，而到结尾突锋急转，节奏急促，渐渐揪起了人心。简洁来了，突然衣衫褴褛的李壮朝着他曾经极度厌恶的镇长家空空荡荡的房子大喊：杨美，我爱你啊！故事的叙述者，瞎了一只眼的李壮的哥哥叹道：“那个有狐臭的杨美，那个一只腿长一只腿短的杨美，那个已经和12个男人睡过觉的杨美，现在被我的弟弟呼喊。”紧紧牵动我们心底的悲伤不期而至，小说的悲剧性产生了，小说的力量在简洁的结尾中凸现了，同时，作者将自己内心冲突的理想之境也赋予了他的人物。

    小说选取的是李壮瞎眼哥哥的独眼视角，因为一只眼看东西总是成倍放大。这是一种智性的叙述，一种放大的视角，当所有事物放大之后，我们就能直逼内里，进入事物的真相。这种智性叙述还表现在小说对李壮出走后的漂泊，始终不着一字，我们已经读得太多民工在城市的挣扎以及城乡文化冲突的沧桑。李约热却抽空了李壮在理想王国左冲右突的过程，而极尽渲染他一封封所谓来自北京报成功的家信，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空白和模糊。偶然、空白以及必不可少的“真实的幻觉”是小说的生命线，李约热深知并张杨着。于是，小说呈现出更丰富、更自然也更自由的形态，令我们尽可能想象李壮的出走；而故事本身的逻辑却自由自在，一往无前，势不可挡，犹如里约热内卢的足球。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小知识分子的成长史，虽然曲折却历尽沧桑，这是怎样冷峻的现实，以及这种现实对人的生活的极度挤压和剥夺，对人性的强力扭曲。李壮只想过自己的日子、爱自己想爱的人，可最终理想在冲突中妥协了，他的抗争失败，凝结着多么沉重的社会变迁内涵。作者没有回避弱势群体无法挣脱的宿命和社会问题，尽管残酷，但人性的暖意并没有被问题消散，李壮还有他哥哥那只痛惜的眼睛抚摸他的创伤。作者的精神追求依然指向理想主义，指向家园，这是人间最后的一抹暖意。

    李约热给我们最初的惊喜是《戈达尔生活在我们中间》（《小说选刊》2004年3期下半月号头条），这篇佳作给了我一次不可多得的愉快的阅读经验。收放自如的故事叙述，回环往复的叙述节奏，智性灵动的叙事语言，小说意义的丰富性和厚实的精神资源呈现出一种比较开阔的艺术视野和小说格局。

    李约热的乡党潘莹宇同样也构造了自己充满冲突的理想之境。如果说《李壮回家》散发着悲凉，那么《光荣弹属于谁》的紧张压迫就透着惨烈和悲壮。潘莹宇给我们讲述了陷入亚热带丛林的远征军散兵突围的故事。故事开头呈现给我们的还是一群有理想憧憬的军人，随着潮湿闷热，虫蝎暗桩，干渴饥饿，恐惧伤亡……想活也活不了，死也死不了，生命意义跌落到求生的最底线，人性的善恶也惨然地一一裸露。潘莹宇把人类困兽般的绝望的境遇推向了极端，并在极端中拷问人性，悲剧的力量油然而生，尤其结尾一声爆炸，更是把小说推向惨烈。于是，我们随着潘莹宇的想象进入到历史那幽长的精神隧道，看到了一个个震撼人心的墓志铭。

    《永远的礼拜四》依然是沈东子式自我反思的现代主义小说。小说通过一个男人对一个离婚女人的眷恋，表现着繁华时代背后的孤独和激情。是呵，所有的激情都在理想中归于孤独，而由激情化做的孤独，要比通常意义上的孤独丰富得多，也强大得多。沈东子一如既往地在故事层面上强化着生存的特别景象和人物的独特个性，以探测着人的生命存在，使读者既感受到作者的理想主义色彩又触摸到他形而上的理想自觉。

    极端的命运之后

    光盘在长篇小说《王痞子的欲望》中，叙述了一个叫王痞子的男子，“他一生的终极理想就是为了生一个女孩给恩人做妾”。小说的荒诞性和富于想象的语言，以及光盘在解构人的生存意义所显示的命运意识，给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初评委们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而《把他送回家》中，光盘的荒诞性叙述以及对故事和人物的把握更具深度和力度了。

    同样是一个超出日常走向极端的有着宿命色彩的荒诞故事。故事开始主人公阿德就处于一个极端奇特的困境，陌生人把一个黑布包（实则骨灰盒）给了阿德，并让阿德“把他送回家”。在命运的三岔路口，是阿德自身的性格把自己的命运推向绝境，这也是光盘的高明之处，他层层揭示出命运真正难以抗拒的是个人的内在性。本来中国传统对死者从来是“入土为安”，阿德只要把黑骨灰盒埋了也就完事了。可是，善良而认真的阿德对“家”的概念却有自己的理解，他只认死者有形的“家”——上有老下有小生他养他也只能葬他的家，而绝非青山处处埋忠骨。于是，阿德和自己较上劲了，他处处寻找“他”的家，却无处寻找。一次一次似乎抵达了目的，却一次又一次回到起点，他承受并努力摆脱着命运的追踪，直到最后他按老婆说的去做了，将骨灰盒抛入江中。然而三天后“阿德惊诧不已，抛出去的骨灰盒又被人送回来了”。故事嘎然而止。阿德没有退路，命运捉住了阿德，是阿德自己及其家人乡邻把他的命运推到了极端。我们无需考究这个荒诞故事的可能性，但我们却真切感受到命运无法把握的可能性，感受到人物极端性格的悲剧性，感受到故事里穿透的无奈和悲凉，以及命运顽强透示出生活最后的品质。光盘开掘出了生活的内在蕴含，颇具质地，令人回味。于是，《把他送回家》较《王痞子的欲望》有了自己更深透的思考和追求。

    这种追求体现在光盘的话语方式和文体追求上。光盘在这篇仅有三千来字的小说中，依顺着语言自身的逻辑和想像，紧扣故事和人物展开叙事，自然而然地流动着一种向前推进的力量，这种力量穿透阿德奇诡而极端的命运，直抵深处的绝望。叙述顺势而为，层层推进，内敛、清晰，富有节奏，善于控制，文字干净、简朴生动，人物奇特，故事诡秘而朴素，却好读耐读。在愉快的阅读中，我们感觉到光盘叙事的力量，一种把握趋于自如的表现力，一种如何把小说叙述得既好看又耐读、既通俗又纯粹的努力。无疑，这是一份对当下创作有意义的创作经验。

    其实，这组短篇小说，无论林白笔下崔红的宿命，纪尘、沈东子叙述的现代都市繁华时代在黑暗中流向命运的普通人，还是李壮要改变命运的执着、远征军陷入丛林困境的突围都无一例外地走向各自的绝境，那都是关于个人的故事，也是个人一生的故事。个人命运也许并不都是折射集体的命运，因为在他们的叙述中，我们看到悲剧性绝境的个人因素，是人物性格的奇特韧性（如崔红、阿德、李壮、女司机等等），使他们一一执拗地走向极端并把自己的生活推向绝境，令我们看到极端的命运之后生活内在性的方式，从而凸显了作家们各自的命运意识。

    还值得一提的是，这组短篇都有各自的文体自觉，他们的艺术探索如林白的自我突破和自由姿势、沈东子的现代叙述、光盘的荒诞和俗雅、李约热的叙述节奏、纪尘的用心结构、潘莹宇的历史叙事等等都是颇具意义的探索，这不仅呈现了各自的叙事质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学桂军永不懈怠的探索精神。

    读完这组短篇，便有了“凯风自南”的感受，一如窗外，春光正好。

    魅惑的幽暗之域

    林白的创作总是散发着令人屏息的魅惑。

    20世纪80年代初，林白还是个灵气魅人、意气飞扬的年轻诗人。“她就是为写作而生的！”与林白交往了近20年，这话也说了近20年。那时，她和几位诗人时常聚在我那间临街小屋谈诗，当时他们正在结集出版《含羞草》诗丛——那是广西那个时代的文坛盛事。同样写南方初春的树叶，那时绚丽轻盈的林白“立在每一片新绿上舞蹈”，她发出的是阳光的声音：“三月真年轻”！90年代，小说家林白避开每一片绿叶，她在窗帘后面撕开女性意识深处的焦虑、创伤和隐痛，让它们痛快地尖叫、呼喊、挣扎与倾诉，那是令中国文坛瞩目的《一个人的战争》；世纪之初，林白的春天来了，《万物花开》，她走出逼仄，一扫惊恐而变得母性十足，她的视线穿越了曾经严实的窗帘，透过藏着隐蔽物里的人与事，落在实实在在的日子里了，《万物花开》的寓言化构思里，色彩明亮，“明亮光线尽头落下苍凉的阴影”（林宋瑜语）。这个阴影的衍生物，便是她新创造的幽暗之域，下层女性生活的镜像之地——银角。

    《去往银角》开头仍然是南方初春的树叶“旧得发黑，湿淋淋的闪着阴沉的光。它们像石头一样挂在树上，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但从来不掉。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好像不是要顺时进入春天，而是相反。”林白变得冷峻有力的笔头营造了一个倒春寒的人生境遇，下岗女工崔红的人生恶运就此展开。为了生活，为了病重的父亲，离婚了的下岗女工崔红走投无路中要去银角做妓女。《去往银角》一个与我们现实经验颇为吻合的开头，诱惑我们开始去假设故事的走向，以为林白小说只是转向现实中下层女性的苦痛与挣扎，然而，读到姊妹篇《红艳见闻录》，你才发现前者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平台，真正的不断的魅惑与新奇在后者。林白创造了一个极富寓言色彩和荒诞性的极恶之地银角。银角是个小城，银角只有享乐欲望，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罪恶欺诈；处处盛开的肥厚的腥甜的鸡冠花，便是一朵朵疯长的欲望之花。于是，似乎脱离日常生活状态的银角，变得怪异、魅惑，崔红的历险记也变得犹如炼狱般神奇恐怖九死一生了。这朵长在幽暗之域的恶之花，由于林白把恶写到极致的笔力，而变得令人恐惧并熠熠生辉了。于是，我们记住了银角。

    林白总是善长把庸常化为神奇，那种深入骨髓的林白式诡秘奇异并不在表层，而是把表层日常故事内化为梦魇和魂魄的话语，并亦梦亦幻地展开，流畅舒展，一泻千里。林白真的是生来就是为写作的，她的叙述充满智慧和力量，她穿透了潜藏于日常生活的表象，在亦梦亦幻中挖掘出生命存在的幽暗之域，并把它推到了极致。林白说：“极致就是力量、冲击和震撼”。于是，我们被这个幽暗之域冲击着，因为它不仅是空间银角，还是时间概念下我们欲望化的时代，更是那种潜存于人们（包括我们自身）内心深处阴暗面的可能性，它们的外化正是存在于银角的堕落。小说的力量由此而生，小说世界的无限意味由此而生。

    在这两篇新作里，林白的言语方式一如既往地飞天入地，天马行空。生动，怪异，诗性而酣畅淋漓；依然是优雅的粗俗，寓言化的构思，自由恣意的想象。尤其她那旺盛的想象力还会不时唤醒我们的记忆，她说银角的妓女都是番薯变的，那在深坑里长得古灵精怪硕大无比的嫩白番薯，瞬间掠过我的记忆，那是初中时代农业课关于科学种植的记忆，这种番薯种植好像是一个范姓农学家的成果。那是一代人的记忆。于是，我肯定林白直抵我们一代人记忆深处的缝隙；于是，我们也随着林白的想象飞翔。

    而她小说的意义指向却是一个新突破。林白突破了那个心气很高的窗帘后面的女人。从《万物花开》出发，曾被她忽略过的芸芸众生全部如花盛开，长出各自的形态。从王榨村的大头一干民众，到去银角的下岗女士，林白的人物变得丰富多样、卑微现实了。尽管她依然向着她从来迷恋的关于人的梦魇和魂魄努力，依然在流畅的故事表层中潜入世界少为人知的、幽暗的背面和生存不可更改的宿命，但是她的质疑和悲悯已经落在崔红的身上，一个下岗的离了婚的无助的女工，那是下岗女工的宿命；王榨村的大头的悲剧同样是现代农民的悲剧，是对乡土中国的书写。女巫林白双脚已经着陆，她善良的双眼开始面对民众苦难、社会生存，面对乡镇下层女性的命运。这是林白的一个自我颠覆，坚实而决绝。于是，她一如既往的神秘诡异的笔调，就给我们挖掘出最绝望悲惨的生活世相，哪怕小说结尾，红艳（崔红）死里逃生那“纵身一跃”，未必挣脱梦魇，兴许梦魇还在继续，命运意识浮出水面。于是，林白纯粹的写作新增了更为广阔的精神内容和更为丰富的表现形式了。林白也变得更为深刻而坚强、厚实而亲近了。林白走向更为广泛的读者。

    《205路无人售票车》虽然小说格局逼仄于林白，叙述也缺乏林白式的自由恣意和酣畅淋漓，但它同样是对一种非经验性的内心生活的叙述，即对黑暗的叙述；它同样开进了生存的幽暗之域。

    在这里，年轻的纪尘一如既往地讲述着一个疯狂的爱情故事。小说由四个不同身份的叙述者“我”、“流浪汉”、“失去丈夫的女人”、“S”以不同角度叙述发生在205路无人售票车的故事，结构颇具匠心，四个部分：引擎、方向盘、油门和四个轮子起承转合着人物内心在夜晚黑暗的孤独、混沌和虚无。故事尖锐、感伤、粗糙，还有些隐晦迷离，呈现出一种生活自身的无奈与无助，我们感知到了盛开在夜间的这朵朦胧的黑暗之花，感知到潜流之下无人知晓的另一种生活，另一种命运。但是纪尘太沉迷于故事结构的起承转合了，同样是黑夜的叙述，林白那些燃烧着的文字不仅照亮了人性的幽暗，使人物生动起来，而且她对这种幽暗的背后有着更深更远更为丰富的思索，她对叙述进行了必要而独到的提升，从而抵达了生存的幽暗之域。于是，我想，对叙事技巧与审美思考之间如何巧妙地融会贯通，兴许是年轻灵动的纪尘所面临的。

    冲突的理想之境

    有着一双明亮眼睛的李约热，写起小说同样有着里约热内卢足球的热力。

    虽然这是小说一个恒常的主题——小知识分子的理想幻灭，然而，李约热却有着令人心动的叙述。小学教师李壮出走家乡，去寻找自己的理想王国，包括梦中情人王小菊，以抗争小镇生活的挤压以及镇长的无德丑女杨美的逼婚。理想遭遇现实，感情遭遇时空，李约热把这种遭遇推到了极致，他让他的人物一面在虚幻的理想天空上飞翔——不断成功的北京来信；一面遭遇大地引力的拷打——现实根本性的冲突。极致的残酷逼迫人物的崩溃，当李壮历经沧桑回家时，面对的已是故乡迁移后的废墟，最后疗伤的家园李壮也失去了。此刻，小说的进展已经出人意料了，因为前面三分之二的叙事，作者极为细致耐心，不惊不乍，而到结尾突锋急转，节奏急促，渐渐揪起了人心。简洁来了，突然衣衫褴褛的李壮朝着他曾经极度厌恶的镇长家空空荡荡的房子大喊：杨美，我爱你啊！故事的叙述者，瞎了一只眼的李壮的哥哥叹道：“那个有狐臭的杨美，那个一只腿长一只腿短的杨美，那个已经和12个男人睡过觉的杨美，现在被我的弟弟呼喊。”紧紧牵动我们心底的悲伤不期而至，小说的悲剧性产生了，小说的力量在简洁的结尾中凸现了，同时，作者将自己内心冲突的理想之境也赋予了他的人物。

    小说选取的是李壮瞎眼哥哥的独眼视角，因为一只眼看东西总是成倍放大。这是一种智性的叙述，一种放大的视角，当所有事物放大之后，我们就能直逼内里，进入事物的真相。这种智性叙述还表现在小说对李壮出走后的漂泊，始终不着一字，我们已经读得太多民工在城市的挣扎以及城乡文化冲突的沧桑。李约热却抽空了李壮在理想王国左冲右突的过程，而极尽渲染他一封封所谓来自北京报成功的家信，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空白和模糊。偶然、空白以及必不可少的“真实的幻觉”是小说的生命线，李约热深知并张杨着。于是，小说呈现出更丰富、更自然也更自由的形态，令我们尽可能想象李壮的出走；而故事本身的逻辑却自由自在，一往无前，势不可挡，犹如里约热内卢的足球。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小知识分子的成长史，虽然曲折却历尽沧桑，这是怎样冷峻的现实，以及这种现实对人的生活的极度挤压和剥夺，对人性的强力扭曲。李壮只想过自己的日子、爱自己想爱的人，可最终理想在冲突中妥协了，他的抗争失败，凝结着多么沉重的社会变迁内涵。作者没有回避弱势群体无法挣脱的宿命和社会问题，尽管残酷，但人性的暖意并没有被问题消散，李壮还有他哥哥那只痛惜的眼睛抚摸他的创伤。作者的精神追求依然指向理想主义，指向家园，这是人间最后的一抹暖意。

    李约热给我们最初的惊喜是《戈达尔生活在我们中间》（《小说选刊》2004年3期下半月号头条），这篇佳作给了我一次不可多得的愉快的阅读经验。收放自如的故事叙述，回环往复的叙述节奏，智性灵动的叙事语言，小说意义的丰富性和厚实的精神资源呈现出一种比较开阔的艺术视野和小说格局。

    李约热的乡党潘莹宇同样也构造了自己充满冲突的理想之境。如果说《李壮回家》散发着悲凉，那么《光荣弹属于谁》的紧张压迫就透着惨烈和悲壮。潘莹宇给我们讲述了陷入亚热带丛林的远征军散兵突围的故事。故事开头呈现给我们的还是一群有理想憧憬的军人，随着潮湿闷热，虫蝎暗桩，干渴饥饿，恐惧伤亡……想活也活不了，死也死不了，生命意义跌落到求生的最底线，人性的善恶也惨然地一一裸露。潘莹宇把人类困兽般的绝望的境遇推向了极端，并在极端中拷问人性，悲剧的力量油然而生，尤其结尾一声爆炸，更是把小说推向惨烈。于是，我们随着潘莹宇的想象进入到历史那幽长的精神隧道，看到了一个个震撼人心的墓志铭。

    《永远的礼拜四》依然是沈东子式自我反思的现代主义小说。小说通过一个男人对一个离婚女人的眷恋，表现着繁华时代背后的孤独和激情。是呵，所有的激情都在理想中归于孤独，而由激情化做的孤独，要比通常意义上的孤独丰富得多，也强大得多。沈东子一如既往地在故事层面上强化着生存的特别景象和人物的独特个性，以探测着人的生命存在，使读者既感受到作者的理想主义色彩又触摸到他形而上的理想自觉。

    极端的命运之后

    光盘在长篇小说《王痞子的欲望》中，叙述了一个叫王痞子的男子，“他一生的终极理想就是为了生一个女孩给恩人做妾”。小说的荒诞性和富于想象的语言，以及光盘在解构人的生存意义所显示的命运意识，给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初评委们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而《把他送回家》中，光盘的荒诞性叙述以及对故事和人物的把握更具深度和力度了。

    同样是一个超出日常走向极端的有着宿命色彩的荒诞故事。故事开始主人公阿德就处于一个极端奇特的困境，陌生人把一个黑布包（实则骨灰盒）给了阿德，并让阿德“把他送回家”。在命运的三岔路口，是阿德自身的性格把自己的命运推向绝境，这也是光盘的高明之处，他层层揭示出命运真正难以抗拒的是个人的内在性。本来中国传统对死者从来是“入土为安”，阿德只要把黑骨灰盒埋了也就完事了。可是，善良而认真的阿德对“家”的概念却有自己的理解，他只认死者有形的“家”——上有老下有小生他养他也只能葬他的家，而绝非青山处处埋忠骨。于是，阿德和自己较上劲了，他处处寻找“他”的家，却无处寻找。一次一次似乎抵达了目的，却一次又一次回到起点，他承受并努力摆脱着命运的追踪，直到最后他按老婆说的去做了，将骨灰盒抛入江中。然而三天后“阿德惊诧不已，抛出去的骨灰盒又被人送回来了”。故事嘎然而止。阿德没有退路，命运捉住了阿德，是阿德自己及其家人乡邻把他的命运推到了极端。我们无需考究这个荒诞故事的可能性，但我们却真切感受到命运无法把握的可能性，感受到人物极端性格的悲剧性，感受到故事里穿透的无奈和悲凉，以及命运顽强透示出生活最后的品质。光盘开掘出了生活的内在蕴含，颇具质地，令人回味。于是，《把他送回家》较《王痞子的欲望》有了自己更深透的思考和追求。

    这种追求体现在光盘的话语方式和文体追求上。光盘在这篇仅有三千来字的小说中，依顺着语言自身的逻辑和想像，紧扣故事和人物展开叙事，自然而然地流动着一种向前推进的力量，这种力量穿透阿德奇诡而极端的命运，直抵深处的绝望。叙述顺势而为，层层推进，内敛、清晰，富有节奏，善于控制，文字干净、简朴生动，人物奇特，故事诡秘而朴素，却好读耐读。在愉快的阅读中，我们感觉到光盘叙事的力量，一种把握趋于自如的表现力，一种如何把小说叙述得既好看又耐读、既通俗又纯粹的努力。无疑，这是一份对当下创作有意义的创作经验。

    其实，这组短篇小说，无论林白笔下崔红的宿命，纪尘、沈东子叙述的现代都市繁华时代在黑暗中流向命运的普通人，还是李壮要改变命运的执着、远征军陷入丛林困境的突围都无一例外地走向各自的绝境，那都是关于个人的故事，也是个人一生的故事。个人命运也许并不都是折射集体的命运，因为在他们的叙述中，我们看到悲剧性绝境的个人因素，是人物性格的奇特韧性（如崔红、阿德、李壮、女司机等等），使他们一一执拗地走向极端并把自己的生活推向绝境，令我们看到极端的命运之后生活内在性的方式，从而凸显了作家们各自的命运意识。

    还值得一提的是，这组短篇都有各自的文体自觉，他们的艺术探索如林白的自我突破和自由姿势、沈东子的现代叙述、光盘的荒诞和俗雅、李约热的叙述节奏、纪尘的用心结构、潘莹宇的历史叙事等等都是颇具意义的探索，这不仅呈现了各自的叙事质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学桂军永不懈怠的探索精神。

    读完这组短篇，便有了“凯风自南”的感受，一如窗外，春光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