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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黄亚洲的诗集《行吟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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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解放军报 作者：张庞 2006-11-18 14:3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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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长征，风雅西子。黄亚洲关于长征主题的诗集——《行吟长征路》一问世，立刻在诗坛引起强烈反响。日前，成功地举办了首发式暨朗诵会；今又隆重召开作品研讨会。有些评论已见诸媒体；部分诗作一经朗诵，即引起重视，获普遍好评。其快捷的写作节奏，淡雅的抒情方式，奇崛的象喻表达，精确的细节雕琢，以及世俗的语化言说等，为红色经典的诗意写作，开拓了艺术探索的新天地，提供了新经验。
捧读《行吟长征路》，黄亚洲在享誉“行走诗人”的形象（借用陈敏尔语）背后，有着“政治家在行吟，哲学家看打仗，剧作家和小说家讲历史”的内涵支持。诗里行间，“激情永远，一切都在颠覆和置换之中。”他一路寻访，一路行吟，完全没有游历家的轻松和单纯。在他的笔下，70年前一批政治智者和士兵远征中的诗意故事，跃然纸上。他告别传统政治抒情方式，尝试用新的审美价值展现那段史无前例的人类精神瑰宝；而让充满泥泞和血腥的艰难险阻，隐匿在诗笺背后。这种“举重若轻”的写作技巧和个性化抒情方式，使“行吟”变得更为深刻，更具诗性，更有“政治风度”。
面对行吟路上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翻开昨天相册上发黄的人物、事件、场景照片，由于政治家兼诗人的目光聚焦与发现，一切都举过了头顶，而富有新意和高度。如写战略转移，“苏区即将喷发/中国的火镂要向西北移动”（《苏区即将喷发》）。写“四渡赤水”，“红军的先头部队，如同一枚缝衣针/就这么缝来缝去缝了四针/蒋介石便不知道/红军要做一件什么褂子了”（《关于赤水的四渡》）。写泸定桥，“路，有时候是土/有时候是水，有时候/是十三根铁链”（《泸定桥》）。写茅台酒的称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宴单上/茅台，也是一支人民军队”（《过茅中镇》）。这酷似警世格言的诗句，宛如一件件文物艺术品，在咀嚼中显示着厚重和光泽，给人以“媚的感受”。莱辛说：“媚就是在动态中的美。”这是因为“我们回忆一种动态，比起回忆一种单纯的形状或颜色，一般要容易得多，也生动得多。”（《拉奥孔》）
哲学家有认识世界的深刻，诗人有表现事物的生动。而在靠形象说话的诗海里，能同时给人以立意、内涵和感动的，近期，当属黄亚洲的一部“行吟”。换言之，黄亚洲在“行吟”中，比别的诗人多了一双哲人的目光和心智，使他有望带给后人同题诗作“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高度。
黄亚洲虽不在军旅，但凭借其哲学和诗学的翼展俯视，始对一路上布满军事战略的战术思想的长途跋涉，吟来机智过人，力透纸背，充满辩证思维。比如敌我双方的激战，是“一个世界在阻挡一个世界的靠近”；大渡河那个血色的黄昏，“一半是由于夕阳/一半是由于鲜血”；青石嘴与敌骑兵遭遇战，“青石嘴是一张什么嘴，这么一张口/就吐出一个兵种”；长征轮廓的长度，“……如果进入数学/可以简化为两万五千/进入哲学，那就是负责解释/土地怎样转化成天空/并且锻打成太阳”；枣园月光下的弹奏，“弓弦是朱德的又一条扁担/……琴音是弹片跳跃的另一种形状”。沿途所吟，跳出了围追堵截、狂轰滥炸、殊死肉搏的历史光圈，代之以充满绚丽多彩，具有深刻内涵，富有审美价值的“激情再版”。不言而喻，这种没有“护栏”的“行吟”，为诗坛抒情诗的写作蹚出了又一条路径。
黄亚洲就是这样善于出奇制胜，在生长平凡的田野打造意外和陌生的奇崛。什克洛夫斯基认为：凡是有形象的地方，几乎都存在着“陌生化”的手法。诗歌就是陌生化的制作（张玉能：《西方文论》）。诗人在“行吟”中，为了颠倒习惯化的过程，使用“颠覆”和“置换”，重新构造出对“现实”的普遍感受，像周恩来的髯须、毛泽东的担架、邓小平头顶的一颗星、贺子珍的第十八处伤口、董必武的两绺胡子等，让“等级序列”（第一位、优先权）瞬间变得错位、陌生；为了达到陌生化的目的，妙用象征、比喻、重复、对称、节奏、颠倒等手法，赋予事物以新的名称和额外的意义。这是诗坛“魔术师”的又一次新奇而陌生的演示。
当今诗坛，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诗人诗作，往往会和历史奇妙地交织在一起。黄亚洲在“行吟”中亦复如此。惊讶的是诗人身份的另一半，即作为剧作家和小说家的叙事功夫和型塑技巧，带领读者走进历史天空的“另一片天地”。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说：“任何文学作品实际上都具戏剧性……一首首抒情小诗可以韵味相叠，直至让人清晰地感悟到是戏剧中的某一角色在某一场景中的歌唱或是对话。”（《一首诗的形象》）其实，戏剧效果的必要性渗透于句子的本质之中，缺乏戏剧性的句子是不足以引起读者兴趣的。黄亚洲在“行吟”中，不少诗句滤出了戏剧色彩和冲突效应。
村口，一个小战士忽然哽咽／他吃着鸡蛋，呼唤他的走失的班长／毛泽东取烟，手有些抖／毛泽东心里明白，每个连队的花名册／都有大面积的坍方／许多伤口无法结痂／许多夜晚，不忍看残缺的月亮。／——《吴起镇》
诗人在抒写历史真实时，并不拒绝“大处不虚，小处不拘”的虚构方法，大胆地舞动想象的翅膀。有时，一个细节的虚构和孵化，乃至一个动词的遣用，令全篇顿然精彩。
两万五千里水／两万五千里山／两万五千里血／两万五千里汗／一个句号，如今／圈在延安！／——《延安》
诗人在欢庆的鼓乐声中，望着燃烧的高原，用狂放的笔势和奔放的情感，倾心抒怀到家的感动，耳边传来远方的钟响和雁鸣，喜悦和回味在心中激荡！
同志们，我们不只想／分得你们的光荣／也可以用你们道路两旁的荆棘做成花冠／以军帽的方式／让我们这些后来者的前额，懂得什么叫责任／——《多想拥有三五里地》
这是历史对现实的心灵召唤，也是“行吟者”对历史的诗意回应。
倾身走过当今诗坛，那些年轻一代的诗人，在将西方诗歌当作“麦当劳”一样尝了个遍以后，与打着“响指”的街舞青年一起，交叉感染着“时尚综合症”。他们以为，红色经典只是老年人的骄傲，抒怀红色经典是传统政治抒情诗人的事。对此，“行吟者”给予了正确的注脚和回答。黄亚洲作为一个有着30多年写作历史，且擅长大题材、挑战“高难度”的作家和诗人，在身份不断转换的同时，努力调整着自己的写作姿势，始终保持那么一种“奔跑”状态，乃是难能可贵和令人敬畏的。须知，70年前的长征是年轻的事业。当年那些爬雪山、过草地的英雄儿女，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他们身上表现了“山有多高、路有多长”，“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情怀。今天，我们的老一代是伟大长征的亲历者，中年一代是传统教育的受益者，而青年一代则是红色经典的接力者，他们需要拥有“金子般的三五里地”。一部《行吟长征路》，无疑为广大青年提供了很好的红色经典文学读本。 诗意长征，风雅西子。黄亚洲关于长征主题的诗集——《行吟长征路》一问世，立刻在诗坛引起强烈反响。日前，成功地举办了首发式暨朗诵会；今又隆重召开作品研讨会。有些评论已见诸媒体；部分诗作一经朗诵，即引起重视，获普遍好评。其快捷的写作节奏，淡雅的抒情方式，奇崛的象喻表达，精确的细节雕琢，以及世俗的语化言说等，为红色经典的诗意写作，开拓了艺术探索的新天地，提供了新经验。
捧读《行吟长征路》，黄亚洲在享誉“行走诗人”的形象（借用陈敏尔语）背后，有着“政治家在行吟，哲学家看打仗，剧作家和小说家讲历史”的内涵支持。诗里行间，“激情永远，一切都在颠覆和置换之中。”他一路寻访，一路行吟，完全没有游历家的轻松和单纯。在他的笔下，70年前一批政治智者和士兵远征中的诗意故事，跃然纸上。他告别传统政治抒情方式，尝试用新的审美价值展现那段史无前例的人类精神瑰宝；而让充满泥泞和血腥的艰难险阻，隐匿在诗笺背后。这种“举重若轻”的写作技巧和个性化抒情方式，使“行吟”变得更为深刻，更具诗性，更有“政治风度”。
面对行吟路上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翻开昨天相册上发黄的人物、事件、场景照片，由于政治家兼诗人的目光聚焦与发现，一切都举过了头顶，而富有新意和高度。如写战略转移，“苏区即将喷发/中国的火镂要向西北移动”（《苏区即将喷发》）。写“四渡赤水”，“红军的先头部队，如同一枚缝衣针/就这么缝来缝去缝了四针/蒋介石便不知道/红军要做一件什么褂子了”（《关于赤水的四渡》）。写泸定桥，“路，有时候是土/有时候是水，有时候/是十三根铁链”（《泸定桥》）。写茅台酒的称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宴单上/茅台，也是一支人民军队”（《过茅中镇》）。这酷似警世格言的诗句，宛如一件件文物艺术品，在咀嚼中显示着厚重和光泽，给人以“媚的感受”。莱辛说：“媚就是在动态中的美。”这是因为“我们回忆一种动态，比起回忆一种单纯的形状或颜色，一般要容易得多，也生动得多。”（《拉奥孔》）
哲学家有认识世界的深刻，诗人有表现事物的生动。而在靠形象说话的诗海里，能同时给人以立意、内涵和感动的，近期，当属黄亚洲的一部“行吟”。换言之，黄亚洲在“行吟”中，比别的诗人多了一双哲人的目光和心智，使他有望带给后人同题诗作“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高度。
黄亚洲虽不在军旅，但凭借其哲学和诗学的翼展俯视，始对一路上布满军事战略的战术思想的长途跋涉，吟来机智过人，力透纸背，充满辩证思维。比如敌我双方的激战，是“一个世界在阻挡一个世界的靠近”；大渡河那个血色的黄昏，“一半是由于夕阳/一半是由于鲜血”；青石嘴与敌骑兵遭遇战，“青石嘴是一张什么嘴，这么一张口/就吐出一个兵种”；长征轮廓的长度，“……如果进入数学/可以简化为两万五千/进入哲学，那就是负责解释/土地怎样转化成天空/并且锻打成太阳”；枣园月光下的弹奏，“弓弦是朱德的又一条扁担/……琴音是弹片跳跃的另一种形状”。沿途所吟，跳出了围追堵截、狂轰滥炸、殊死肉搏的历史光圈，代之以充满绚丽多彩，具有深刻内涵，富有审美价值的“激情再版”。不言而喻，这种没有“护栏”的“行吟”，为诗坛抒情诗的写作蹚出了又一条路径。
黄亚洲就是这样善于出奇制胜，在生长平凡的田野打造意外和陌生的奇崛。什克洛夫斯基认为：凡是有形象的地方，几乎都存在着“陌生化”的手法。诗歌就是陌生化的制作（张玉能：《西方文论》）。诗人在“行吟”中，为了颠倒习惯化的过程，使用“颠覆”和“置换”，重新构造出对“现实”的普遍感受，像周恩来的髯须、毛泽东的担架、邓小平头顶的一颗星、贺子珍的第十八处伤口、董必武的两绺胡子等，让“等级序列”（第一位、优先权）瞬间变得错位、陌生；为了达到陌生化的目的，妙用象征、比喻、重复、对称、节奏、颠倒等手法，赋予事物以新的名称和额外的意义。这是诗坛“魔术师”的又一次新奇而陌生的演示。
当今诗坛，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诗人诗作，往往会和历史奇妙地交织在一起。黄亚洲在“行吟”中亦复如此。惊讶的是诗人身份的另一半，即作为剧作家和小说家的叙事功夫和型塑技巧，带领读者走进历史天空的“另一片天地”。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说：“任何文学作品实际上都具戏剧性……一首首抒情小诗可以韵味相叠，直至让人清晰地感悟到是戏剧中的某一角色在某一场景中的歌唱或是对话。”（《一首诗的形象》）其实，戏剧效果的必要性渗透于句子的本质之中，缺乏戏剧性的句子是不足以引起读者兴趣的。黄亚洲在“行吟”中，不少诗句滤出了戏剧色彩和冲突效应。
村口，一个小战士忽然哽咽／他吃着鸡蛋，呼唤他的走失的班长／毛泽东取烟，手有些抖／毛泽东心里明白，每个连队的花名册／都有大面积的坍方／许多伤口无法结痂／许多夜晚，不忍看残缺的月亮。／——《吴起镇》
诗人在抒写历史真实时，并不拒绝“大处不虚，小处不拘”的虚构方法，大胆地舞动想象的翅膀。有时，一个细节的虚构和孵化，乃至一个动词的遣用，令全篇顿然精彩。
两万五千里水／两万五千里山／两万五千里血／两万五千里汗／一个句号，如今／圈在延安！／——《延安》
诗人在欢庆的鼓乐声中，望着燃烧的高原，用狂放的笔势和奔放的情感，倾心抒怀到家的感动，耳边传来远方的钟响和雁鸣，喜悦和回味在心中激荡！
同志们，我们不只想／分得你们的光荣／也可以用你们道路两旁的荆棘做成花冠／以军帽的方式／让我们这些后来者的前额，懂得什么叫责任／——《多想拥有三五里地》
这是历史对现实的心灵召唤，也是“行吟者”对历史的诗意回应。
倾身走过当今诗坛，那些年轻一代的诗人，在将西方诗歌当作“麦当劳”一样尝了个遍以后，与打着“响指”的街舞青年一起，交叉感染着“时尚综合症”。他们以为，红色经典只是老年人的骄傲，抒怀红色经典是传统政治抒情诗人的事。对此，“行吟者”给予了正确的注脚和回答。黄亚洲作为一个有着30多年写作历史，且擅长大题材、挑战“高难度”的作家和诗人，在身份不断转换的同时，努力调整着自己的写作姿势，始终保持那么一种“奔跑”状态，乃是难能可贵和令人敬畏的。须知，70年前的长征是年轻的事业。当年那些爬雪山、过草地的英雄儿女，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他们身上表现了“山有多高、路有多长”，“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情怀。今天，我们的老一代是伟大长征的亲历者，中年一代是传统教育的受益者，而青年一代则是红色经典的接力者，他们需要拥有“金子般的三五里地”。一部《行吟长征路》，无疑为广大青年提供了很好的红色经典文学读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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