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了悲伤但不绝望

按照牟宗三先生的研究，中国文化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这就不同于希腊哲学，希腊哲学家的研究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这一观点，也可在中国小说中得到印证。像《红楼梦》，写的就是一种优美的人情，它对生命的喟叹是藏在“悲喜之情，聚散之迹”（鲁迅语）中的；而像张爱玲的小说，写尽了人世的沧桑，同样是把重心落实在个人生命的沉浮上。但这几十年来，中国作家越来越受西方语言哲学和形式主义美学的影响，写作的技术日益成熟，但“生命的学问”却被严重忽略；或者把生命首先变成心理学，再由心理学变成生理学，由生理学再变成物理学，最后就把生命、把人变成了一堆器官和物质，生命的内涵和尊严丧失殆尽。

也许，在今日的中国，很有必要再次强调：生命是一个整体。不能实现对生命的整体关怀的作家，必定不能洞悉中国人独特的生存秘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特别推崇东西在长篇小说《后悔录》中所作的努力———《后悔录》对中国人的存在本相、生命困境的探查是根本而内在的。

他以身体的荒诞史为主题，找到了“后悔”这一关键词来指证中国人面对历史、现实时的基本态度。《后悔录》的出版，强有力地证明东西的小说在同代作家中，几乎是最有深度、最有现代感的。

四卷本《东西作品集》的出版，更是强化了我的这一判断。这套作品集，除了一部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外，其他三本，都是东西最为重要的中短篇小说的结集。像《没有语言的生活》、《不要问我》、《猜到尽头》、《肚子的记忆》、《我为什么没有小蜜》等，早已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名篇，而且东西的许多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后，也都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

东西对生存有警觉，对生命有痛感，对生活有同情心。他的小说，在好看的故事下面，总是潜藏着一道精神的暗流——在这道暗流里，东西审察了人类生命中各种矛盾、困苦和疑难，以及这种生命中残存的尊严；同时，他也追问个人命运中的孤独和荒谬。他的小说有丰富的精神维度：一面是荒谬命运导致的疼痛和悲哀，另一面他却不断赋予这种荒谬感以轻松、幽默的品质——正如张爱玲的小说总是能“给予人世的弱者以康健与喜悦”（胡兰成语）一样，读东西的小说，我们也能从中体验到悲哀和欢乐合而为一的复杂心情。

他的《没有语言的生活》，写了三个人：王家宽，王老炳，蔡玉珍，一个是聋子，一个是瞎子，一个是哑巴，他们生活在一起，过着没有语言的生活，但即便如此，东西也不忘给王老炳一个简单的希望：“如果再没有人来干扰我们，我能这么平平安安地坐在自家的门口，我就知足了。”———外面的交流隔断之后，内心的交流却正在发生，这是人世间一种弥足珍贵的温暖。

和《没有语言的生活》不同的是，《不要问我》写了一种失去身份之后的荒谬和焦虑。主人公卫国是一个大学副教授，酒后冒犯了一个女学生，为了免于尊严上的折磨，他决定从西安南下，准备到另一个城市谋职。没想到，他的皮箱在火车上遗失，随之消失的是他的全部家当和证件。

他成了一个无法证明自己是谁的人。麻烦接踵而来：他无法谋职，甚至无法在爱情上有更多的进展，总是处在别人的救济、同情、怀疑和嘲笑之中。原来是为了逃避尊严上的折磨而来到异地，没想到，最终却陷入了更深的折磨之中。因为没有证件，卫国的身体成了非法的存在，这本来是荒谬的，但东西在小说的结尾特意设置了一个比赛喝酒的细节，从而使这种荒谬带上了一种黑色幽默的效果，越发显得悲怆。他的另一个中篇《猜到尽头》，也以这种幽默的笔法，描述了一种破败的人生。

东西是一个真正对任何事物都“不失好玩之心”的作家，他的作品也通过一种“善意”和“幽默”，写出了生命自身的厚度和韧性；他写了悲伤，但不绝望；写了善恶，但没有是非之心；写了欢乐，但欢乐中常常有辛酸的泪。他的小说超越了现世、人伦的俗见，有着当代小说所少有的灵魂叙事的力度。他是少数几个形成了自己的叙事伦理、写作风格的作家之一。装帧精美的四卷本《东西作品集》，就是关于他的最好的文学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