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创作的浮躁之气主要是指作者的创作心态。在商品社会物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作者急功近利，大量地制作一些粗俗的文字垃圾，这其中不乏一些知名作家，这种“社会订货”式的创作最终满足的是出版商和作者的利益，欺骗的是读者，同时也丧失了作者的尊严与高尚。一部《红楼梦》，十年辛酸泪，如今又有几个作家能有如此坚韧的毅力和严肃的态度?“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杜甫精神，我们在何处得以寻觅?作品投入社会不可否认它是一种商品，但是别忘了，它是一种具有极高品位的精神商品，能给人一种深刻的启示，久远的遐想，难以忘怀的美的享受。在商品经济的今天我们不可否认也需要一些一次性的精神消费产品，如“戏说”、“搞笑”、“侦破”、“枪战”、“武侠”之类的作品，但是，大众如果把读文学作品纯粹看作是为了寻求刺激、看热闹、找开心，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担忧。如果大众的阅读兴趣仅仅停留在一种虚幻感觉、感官刺激与无聊的打斗之中，不能不说这是一个社会的悲哀，同样，也是文学的悲哀。因此我们呼唤的是更多的具有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作品的出现，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这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思想素质必须是有益的。

一个真正的作家，必然是富有良好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人，他们也必须是一个视创作如生命的人。文学是大众的精神产品，众多的人关爱它的发展，并介入其中的创作，这本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当今长篇小说创作者之多，这不但在中国恐怕在世界各国也难以看到的。这种现状，说明了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但作为每一个作者，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文化和艺术修养也是必要的，否则，就难免制造出大量的粗制滥造的东西来。当今许多作品的粗俗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不要说一般的作者，就是一些名家的作品中处处硬伤累累，不能不令人尴尬和遗憾。

小说的大众化的同时也应承担其“化大众”的责任，因此在“大众化”与“化大众”之间应寻找一个很好的契合链，这是值得每一个严肃作家深思和探讨试验的问题。而一味迎合世俗，并以此为美，这必将是文学的堕落。一位评论家说:“进入90年代以后，迅速崛起的‘小市民’及其代言作家以及具解构力的市场话语把煽情的批判性动机颠覆了。于是，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连80年代那点表面的政治批判思想也消逝了，基础民众的命运和苦难更为无声地隐忍于作家的盲点之中……小市民意识的独特表现；经济上的惟利是图；政治上的回避现实苦难；文化上‘躲避崇高’。日常生活中金钱成为衡量是非好坏的标准……小市民以其无往而不胜的意识形态力量，正一点点地腐蚀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包括一切能涵养社会正义的思想。……作家更愿意成为小市民的代言人，而不再关注基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并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

翻翻当今小说，那种对历史、灵魂、人性的沉重的拷问、责难、发问越来越少，不少作者沉迷于对历史情态的再现，醉心于民族历史上的污秽与伤痕，他们丢失的却是民族的苦难与抗争。他们热衷描写的是妻妾成群、三寸金莲、叔嫂偷情、翁媳爬灰、红杏出墙、吸毒丧志、性爱变态、委身老外，他们以悲悯为幌子，以揭示民族的劣根性为职能，以反映命运的苦难与无奈为招摇，实则是以满足一些人的感官刺激和窥视心理为目的。纵观当今文学现状，正如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所言：“虽然丰富庞杂，光怪陆离，应有尽有，但是回避苦难宏大叙事，钻入小型叙述和个人化迷宫成风，欲望化的描写颇为时尚，鲜有表现时代民族命运的大主题，鲜有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鲜有对父老乡亲的大悲悯、大关怀，鲜有对人的尊严、疾苦、彷徨、被伤害等等人性问题的强有力表现，鲜有崇高撼人的人格力量，鲜有宏大的气魄和笔力，总之，反思精神、启蒙精神、悲剧精神趋于弱化，这是当下最令人忧虑的。”一部优秀的小说，必须要承载起民族的、社会的大难大苦大悲与大喜，必然要以凝重的笔锋诉说人性痛苦的呐喊与不屈的抗争，必然要有充满着激情的批判精神和善良的悲悯情怀，必须有着强烈的时代感、真实感、使命感、悲壮感，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穿透力给读者以震撼心魄的警策、认识、教育作用。那些自恋、世俗、情欲、琐碎的题材也必然随着时光的流失而灰飞烟灭。

对于现代、后现代主义文学，无论在研究上还是在学习上，现在都有一种生吞活剥的现象，一些人把目光仅仅盯在外国文学上，而将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置于脑后。对于作家而言，我们自处的文化环境，我们面对的生活素材，应该有自己的独特创造，既要面向世界超越传统，又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这才是一种严肃的艺术。而“食洋不化”是没有出路的。

任何文学思潮递变决非空穴来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是与其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及精神危机相伴相生，是与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带给欧洲人民的灾难密切相关的。如果将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题材强行加入西方的母体之中，那所孕育的作品必定不伦不类，也必定不为读者所接受。1989年以后那些先锋实验派的作品由于疏离文化环境，受到读者冷落，于是有些作者明智地进行自我调整，终止文本游戏，开始关注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追求价值意义。但思想深度与价值取向各有不同。这种尴尬的处境就说明了临摹与仿真的后果。回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些优秀的作家也曾积极地学习西方优秀的文学创作手法，如钱钟书、胡适、鲁迅、巴金等人，但他们都是以自己深厚的国学素养为基础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充满着时代的和民族的文化气息，他们的语言显得更加清新、厚重，故而他们的作品就能受到国人的欢迎。当代现代文学史家唐先生早在1983年就说过：“每个国家的文学，主要是自己民族的传统，这是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外来思潮，不管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象征主义也好，古典主义也好，要在这个国家生长，必须把根扎在泥土里，必须结合这个国家的民族特点，欣赏习惯，美学兴趣等等。慢慢地与原来的传统融合，一部分被抛弃了，一部分被吸收了，然后新的民族风格才能建立起来。”而当代一些作者鄙视中国优秀的传统艺术，对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顶礼膜拜，可以说他们对外国文学采用的是生吞活剥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