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10多年里，儒家学说在中国复兴。儒学书籍成为畅销书，政府官员的讲话也常常传递出一些传统的儒家思想，例如和谐。然而，不太为人所知的是，中国学术界也对儒学重新产生了兴趣。

    心理学家彭凯平等进行的严谨实验表明，中国人与美国人在认识力上存在巨大差异，中国人更倾向于使用联系和辩证的方法解决问题。台湾和香港的心理学家黄光国、杨中芳提倡以“关系主义”和“中庸”等中国传统思想进行心理学研究。经济学家盛洪等以家庭作为经济分析的单位，并尝试计算孝道等一些价值观的经济效应。女权主义学者李晨阳等将关怀伦理学与儒家思想进行比较。医学伦理学家范瑞平等探讨了以家庭为基础的决策在医疗环境中的重要性。而商业道理领域的研究者黄伟东等则对儒家思想对中国商业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政治学家史天健、朱云汉、张佑宗等人进行的政治学调查显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儒家思想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康晓光、毕游赛等社会学家对中国教育和社会生活领域里数千个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实例进行研究。

    国际关系研究者阎学通和徐进等向先秦思想家孟子和荀子学习外交政策理念。哲学家蒋庆、陈来、白彤东和陈明等则在思考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改革时借鉴古代一些伟大的儒教思想家的思想。王瑞昌对政府的“以人为本”等一些口号的儒学基础进行了探讨。

    然而，儒学研究者的工作往往囿于来自西方学术界的严格学科划分。中国人民大学最近举办的“现代中国情境中的传统价值观：多学科的解读与构建”研讨会，试图打破这种模式，来自不同学科的儒学研究者共同探讨相互可以借鉴的知识。

    陈来指出，衡量儒家思想具有复杂性，这可能需要在名著中追本溯源、追踪其历史发展以及寻找其当代影响力的体现。不过，大多数与会者仍认为，这项研究意义深远，因为儒家学说对于理解中国社会、深化植根于当地情况的社会与政治改革十分重要。

    可以想见的是，在一些重要领域存有分歧。首先，出发点往往不同。与会者大多赞同儒家思想，并坦言，他们是从标准立场出发的，就像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努力推行自由主义价值一样。一些人表示，他们只是在对评判儒家思想进行纯科学的研究。还有一些人二者兼顾。

    此次研讨会还在跨学科研究方面收获了不少建议。与会者指出了各自学科中的不足之处，这些不足可以通过其他学科得到有效解决。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可以帮助提炼政治观点调查中设置的问题。例如，为了衡量对经典著作中儒家思想的认同程度，政治学家对子女应当无条件遵从父母这一儒家观点的衡量应当更加条件化。

    社会学家可以帮助哲学家确定哪些儒家思想在当今社会中最有影响力。例如，孝道为把道德扩大到非家庭成员提供心理基础的理论可通过跟踪研究的方法进行研究。心理学家可以发现记忆古典著作的最佳年龄。社会学家还可以帮助研究道德水平通常是否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提高，学习儒家名著是否可以帮助统治者提高道德敏感性和政治能力。

    这些研究课题仍没有定论。但很显然，学术界需要讨论和发表见解的自由，需要充足的研究资金，才能对这些问题进行富有成效的研究。在合适的条件下，随着学术界对被西方忽略的问题与价值的研究，中国可以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知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