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思考理想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在现实中，可能会偶尔碰到不错的批评，但却都很难和我理想的批评相遇。真的有“理想”的文学批评吗？

　　最近郜元宝《鲁迅六讲》（增订本）出版了，我觉 得可以借此说一说某种新的文学批评类型——尽管这本书肯定也不是理想的。

　　《六讲》原书2000年就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至今我还没有看到一篇认真的书评。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它属于一种现在大家比较陌生的文学批评类型，所以评说起来，殊为不易。

　　作为弟子，我每次接触郜元宝的文字，总感到有种把握不住的东西。这次重读《六讲》增订本（篇幅正好等于原书的两倍），这种感觉又如期而至。还是那种横说竖说的任意纵横，还是那种隐藏在背后的强固学理，有时似乎把捉到了，转眼却又从指缝中溜走。

　　在增订本“自序”中，作者自述《六讲》原书出版之后：“我的兴趣仍然漂移不定，文章写得杂七杂八。”按照郜元宝的编年文集看下去，确实看不出他的主要兴趣，好在“个人简介”概括了几个方面，可以给我们一些线索。但如果认为这就是事实的全部，却是绝对错误的。因为恰恰在这“漂移不定”中，隐含着他作为文学研究者的“灵性”，而这才是根本的。

　　比如该书第一篇讲鲁迅的“白心”说，层层递进，“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从鲁迅的“白心”说到语言文体，说到具体的创作，最后归结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白心”有着西方“神思新宗”（就是我们常讲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唯心主义与主观意志论）与中国“心学”传统的双重误读，鲁迅由此形成他特殊形态的“心学”。作者反复强调，这种“心学”以及他本人的阐述都未免含混，但在我看来，恰恰是这种含混，只有在精心研究了现代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背景下，才体会得出。

　　而这也正是我所说的文学批评者特有的“灵性”。作者的文学批评之所以常常带有鲜活的精神气息，端赖于此。

　　有鲜活的精神气息的批评多矣。古典的不用说，现代如李健吾、李长之、王晓明等先生的批评文字，也具有这种特色。但这大半仍然属于心理学意义的智性，而非本体性的。

　　郜元宝的灵性资源恰恰在于后者。何谓本体性的灵性？增订本所收《竹内好的鲁迅论》一文，或许就有夫子自道：“指向宗教。”作者认为，竹内好在解释鲁迅时，始终关注鲁迅的一种精神“缠绕”，“鲁迅在社会习俗形式上所理解的，与其说是非宗教的，毋宁说是反宗教的；不过，那种行为的方式是宗教性的”，这种“反宗教的宗教性”正是我们所能感受到的鲁迅精神中的“不确定的东西”，郜元宝认为竹内好在解释这种“不确定的东西”时，宁可“把没把握说清楚的东西妥善保存在隐晦飘摇的状态”，对此他可谓心有戚戚焉。比如在《读〈野草〉》一文，他同样看到了那“大阙口”内外的不确定的“游魂”，紧紧抓住，奋力阐发，却如参曹洞宗，不犯正位。郜元宝希望从鲁迅作品中看到的东西也是竹内好希望看到的，而他们的方法又那样相似，都显示了最终指向宗教体验的本体的灵性特质。

　　但《六讲》也并非一味顺着灵性微光的指引而遁入玄虚，它所仰赖的还有现代理性精神所孕育的各种切实的批评方法。但现代理性与前面所说的灵性资源不可分离，任何形式的割裂都会损伤批评的特有魅力。《六讲》正是凭着这两种精神资源相摩相济，在鲁迅的文学观念、语言体验、对流行思潮的迎拒、独特的智慧形态以至个体文学创作的特征诸方面，都能苦心孤诣，发人所未发。

　　比如在《鲁迅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一讲里，作者认为，鲁迅与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着“共同的文化营养”，但鲁迅会与他们交恶，根本原因是对“自由主义”具体内容认识不同。鲁迅要求“自由‘地’思想”，英美派则多少满足于“自由‘的’思想”。一字之差，暗示了社会历史和思想人格多少丰富内涵，但作者凭借的并非烦琐的论证，而是在灵性与理性的糅合中对一些基本事实的细心体味。

　　《六讲》显示的深刻思想，并非孤立绝缘的主体的“能力”所致。如果学者始终将个体的智慧当作自我追求的最高境界，就不可能超越自己的局限。前面说过，《六讲》文字背后有一种深邃的历史性存在，作者不求超绝于其上，只是顺服地融身其中，从而有所诉说，而反所诉说，皆是有着黑洞一般存在的零星光亮闪现。在讨论鲁迅的“‘心’字用法”、鲁迅与章太炎的精神承传、早期思想的几个关键概念等章节中，这种光亮与其说是主体的独力创造，毋宁讲是一种存在事实的自行敞开。文学研究者只当了这敞开的通道，且不贪天功为己有。所以苦心孤诣的背后又可见一种豁达。

　　《六讲》还有很多创造性的思想，例如关于现代汉语言与现代文学的互动关系，心4身概念在鲁迅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复杂纠葛，在次殖民地对于文化上“被描写”的命运的深刻自觉，都发人所未发，只是在此一一讨论，实非我之所能。

　　但《六讲》的意义，主要还是标志着一种文学批评类型的复活，或者说新生。

　　不错，它是理智的，但反对局限于封闭的主体的理智能力。它是灵性的，却已经并非古代文论不可把捉的“灵心妙识”，而内涵着宗教体验的确定指向——但它也并无信仰狂热的偏执，只是借此力量将我们的心智不断提升到新的敞亮处而已。

　　这种批评类型是新的，也是旧的；是西方的，也是东方的。或者什么类型都不属于，而是所有这些精神资源的一种当下的综合。为此作者不得不冲破门派，拆散体系，变乱话语，“路行之而后成，物谓之而后然”，在鲁迅研究界乃至整个文学批评界，作者常常显得孤立无援者以此。

　　但孤立者伙伴更多，比如作者仰慕的阿诺德、梭罗、杜波罗留波夫、竹内好的影子，在他的文字中就隐约可见。孤立者也最有力量，他对鲁迅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惰性的冲击，或许现在还不能为人们轻易觉察，否则早就不需要我做这拙笨的书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