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赵承熙枪击时使用的是一种爆炸性子弹,他自尽时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开枪,大脑被完全破坏,验尸官曾表示无法通过尸体解剖弄清赵承熙的脑部异常——精神病人常有的一种病理现象。
不过,刘锡伟与刘协和皆认为,即便无法进行解剖,仍可以根据赵承熙生前留下的资料对他进行缺席司法精神鉴定。
邱兴华案枪声响过之后,这两名精神病专家均曾提出过这样的建议。
国内另一名司法精神病学权威杨德森教授同样在关注赵承熙案,不过他认为,以他现在了解的情况,尚不能断定赵承熙患有精神分裂症。他认为,人类对精神病的认识还相当有限,在正常人和精神病人之间,并没有找到一个清晰的界限,而中间的一段灰色地带,恰恰是争议最多之处。
“不过,这并不是一些没有精神病学常识的所谓专家可以妄加揣测的理由。”杨德森说。
可以避免的悲剧?
“你有亿万次机会……”这是赵承熙宣言中的第一句话。
刘锡伟认为,综观赵承熙作案前后,其实其精神病症状早有了先兆,但是,由于周围人们对精神病认识的不足,导致错过对赵承熙的救助机会。
在作案之前,除了上文所述中将自己命名为“?”、写荒谬剧本、幻想太空女友外,赵承熙已经证实的怪异行为还有:对别人的问候不予理睬,在宿舍内放火,无故跟踪女同学,在桌下偷拍女生双腿,自称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起度假等。
刘协和认为,仅凭在宿舍放火和桌下偷拍两个迹象,即可高度怀疑其为精神分裂症。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赵承熙的作品、奇怪的癖性和单调的回答曾引发他的英语老师的警觉,一位教师曾威胁说,如果他不离开她的教室,她就辞职。另一位教师还为她的助手设计了一个密语,以暗示她致电警方。
不过,校方对这些并未引起重视。文学系系主任罗伊曾向校方反映过赵承熙的问题,不过学校官员只是表示同情,并未采取什么措施。
赵承熙的家人显然也早有对赵承熙的担心。据他的室友称,每次开学,都是父母亲自驱车将赵承熙送到学校,然后恳请室友们帮忙照顾他。不过,他们并没有解释这样做的原因。
刘锡伟认为,极有可能的情况是,当时校方和赵承熙的家人尽管感觉到赵承熙的怪异,但并没有意识到他是精神分裂症病人。“由于缺乏精神卫生知识,即便是平常一起生活的家人,也未必能发现身边的精神病人。”
2005年底,警方曾接到赵承熙室友的求助电话,指在他身上发现自残的迹象。当局后来安排赵承熙到精神医院接受检查,不过,院方只让他留住一晚,隔天就放他回家。没人知道,他过后有没有再接受治疗。
有室友证实,就在作案当天,赵承熙还服用抗抑郁的药。精神病学界公认,抑郁症尽管也属于精神病,但跟精神分裂症有明显的不同,治疗抑郁症的药物,对精神分裂症并没有效果。
刘锡伟认为,那名医生可能并没有诊断出赵承熙的真实病情。
不过,刘锡伟和刘协和均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赵承熙本人并不认为他自己有精神问题。
事实上,在接到文学系老师对赵承熙问题的反映后,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方认为,由于赵承熙的行为没有形成切实的损害,因此校方也无能为力。
无法调和的悖论?
由于可能对他人及社会造成损害,精神病问题亦被视作公共卫生问题。
不过常见的情况是,精神病人并不认为自己患有精神病,拒绝甚至抵触治疗,这成为全球精神卫生工作面临的一个普遍难题。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方面的专家顾问,刘协和曾多次去美国与同行们交流,他发现,在美国这样注重人权的国家,各州的精神卫生法律也充分保护了精神病人的权利。但这样一来,势必影响到对精神病人的强制性救治。“如果精神病人本人拒绝救助,那么对此谁都无能为力。”
在精神卫生防治与尊重人权之间,似乎形成一个无法调和的悖论。刘协和介绍说,在美国,精神病专家和律师们曾就此问题多次争论,结果最后胜出者总是后者。目前美国的相关法律所体现出的精神是:宁可承担精神病带来的社会风险,亦不可以牺牲人权为代价换取前者防治工作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