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账本记满50页女儿就业竟花费两万多

    重庆南坪一间简陋的出租房里，青海籍大学生静子(化名)望着母亲寄过来的账本，愧疚得泪流不止。整整50余页的账本记下了她在渝大学四年的花费，总计达11万元。
    2002年10月，静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重庆某高校，短短三个月不到，静子在渝花费达近万元，从事会计工作的母亲便想起专门为女儿记一个账本，将女儿的每笔费用记在其上，细到一双鞋子、一件衣服，甚至包括回家的车费和车上的生活花销。
    在这位用心良苦的母亲所记录的账本上，光是用在女儿找工作上的费用就高达两万多。女儿从大三开始就在着手准备找工作的事，先是面临各种各样的考证、培训，钱不得不花；后来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静子先后四次赴广州、浙江、江苏等地考公务员，每趟费用两千以上。其中为找工作专门购置的服装、制作求职简历等费用还没有计算在内。
    此外，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浪潮已逐渐蔓延到研究生。为了找到理想工作，研究生们似乎也不能再守株待兔，而是奔波于京、沪以及东南沿海大中城市寻找理想的工作，伴生的则是就业成本的大幅攀升。重庆市政协委员陈万志就向记者介绍了一个研究生的求职成本账：2006年，从某高校毕业的研究生小王，最终在深圳一家IT公司找到工作，但他却有点乐不起来。学经济的他认为，自己的就业成本太高，令他苦不堪言。小王算了算，从开始找工作到签约，前前后后几个月他竟然花了一万多元。
    “我花了这么多钱，还不算是最多的。”小王说，“比起那些花了不少钱但还没签约的同学，我还算是幸运的。”

就业难与就业负担重“双重夹击”大学生

    在今年的重庆两会上，曾经一度为高校扩招而呼吁的重庆市政协委员陈万志公开表示自己当年的建议忽略了两个重要问题，转而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就业贵问题而奔走。
    陈万志委员告诉记者，当年提倡高校扩招忽略了两个问题：一是忽略了中国人口的城乡二元结构，当时老喜欢跟西方发达国家比，好像大学生数量所占的人口比例要小很多，我国70%人口是农民，城市化程度也没有发达国家那么高，而主要能吸呐大学生就业的是城市，农村基本上不具备这个能力。二是忽略了中国的产业结构状况。在发达国家，吸纳高学历人员较多的往往是第三产业，现代服务业。而中国的产业结构完全不同，主导地位的仍是劳动密集型经济，而非知识密集型，对高学历人员的需求有限。目前许多地方的情况是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而企业也招不到满意的人，就是这个问题的直接反映。
    陈万志委员还表示，据有关方面统计，2006年，我国大学生求职成本、高校就业服务成本、企业招聘成本的总和预计达到138亿元左右，生均约3400元，再加上政府为促进大学生就业而进行的各类支出，如网络建设、各类优惠扶持政策等，大学生的就业成本将高得惊人。

“就业沃尔玛”是否行得通？

    “大学生的就业过程，就是一个交易过程，就像买菜、买西服一样。”陈万志拈着身上灰黑色的西服来打比方，仿佛自己是个挑选着西服的顾客，“只不过，买西服买菜进商场就可以了，用人单位缺乏选拔人才的‘商场’，而大学生也找不到求职的‘商场’。”陈万志说。
    陈万志把大学生比喻为职位的消费者，把用人单位比喻为职位供应商，“他们中间缺的只是一个商场，就像沃尔玛那样的就业商场。”
    他饶有兴致地描述着这样一个“就业沃尔玛”：一是和高校对接，建立高校毕业生求职信息库，探索建立人才储备周转制度；二是与用人单位对接，收集岗位信息；三是规范就业代码，形成全市统一并与全国联网的就业发布渠道，实现供求双方信息资源共享。
    除了打造由政府牵头的“就业沃尔玛”外，陈万志委员还在提案中建议，鼓励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参与就业服务工作，并通过一定的财税优惠政策“大力支持促进大学生就业的专业化公司的发展”。他认为，专业化中介公司，就好比是专卖店，可以突出特色服务某些专门类型人才。
    曹培鑫是刚从德国回国的一名大学毕业生。他表示德国许多高校内的就业指导中心服务非常完备。谈到德国学生就业成本的时候，他连声说“非常少”，又补充说：“可以控制在一百欧元左右，除非你到很多城市去面试”。
    如今，国内一些高校都相继成立了就业指导中心，成为学生就业的重要信息来源。但重庆市乃至全国许多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都存在规模相对较小，经费有限，服务不完备的问题，与国外一些高校的同类机构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陈万志认为，政府可以一定财政经费支持高校就业服务信息网络建设，并配备相应的人财物。他认为，在学生就业成本的四个组成部分——学生支出、用人单位支出、学校支出、政府支出之间，有一个逐级替代的关系。他表示北大教育学院有一项调查，认为学校的就业服务每提高一个层次，可以使每个毕业生节省约80元钱。如果政府能针对大学生就业的制约因素采取有效措施，则其规模效应会成倍放大，会有效降低其余三方的就业成本，从而降低社会就业总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