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一位副行长在演讲中指出，真理并非投票决定，学者论述科学很可能不得人心。

　　这位官员是在一个经济论坛上发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主题演讲时，作出上述论断的。不能说这位官员是在重复常识，只能说这位官员道出了金融决策潜在的危险性。

　　金融宏观调控实际上是一个专业判断，不可能进行全民公决。可是，金融宏观调控产生的结果却影响全体居民的生活。金融调控的专业判断与民主决策之间的矛盾，在现实生活中会不断地出现。

　　这位学者型的政府官员在学术论坛上发表这种观点，可能有提醒经济学者的意味。但是，换位思考，政府官员在作出决策的时候，自己是如何听取公众意见的呢？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强调金融宏观调控的突然性，防止少数金融投机者利用宏观调控信息兴风作浪。可是，这种少数人影响多数人的决策方式，是否违反现代民主政治的一般原则呢？

　　从法学的一般理论来看，没有制裁的法律规范就不是法律规范。我国颁布了数十部关于金融宏观调控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可是，没有一件法规具有可诉性，换句话说，受到金融宏观调控影响的企业或者个人，不能依照现行的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追求决策者的法律责任。这种不受约束的宏观调控，可能会比自由市场经济更令人感到担忧，因为决策者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在我国金融宏观决策部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这些专家学者充满学术自信，他们在决策前很少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现在，终于有金融宏观管理部门的负责人承认，学者的论述可能不得人心，这无疑为民主决策带来了福音。不过，假如没有科学的决策程序，那么，即使有尊重民意的良好意愿，恐怕也很难在决策中广纳善言。

　　综观世界各国金融决策的模式，大体上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种，由金融行业建立独立于政府的金融决策机构承担决策责任。决策者在调控金融市场的时候，不受制于政府部门，但必须对市场负责。如果宏观决策导致市场异常波动，那么，决策者应当承担政治责任；第二种，由政府首脑直接承担金融决策责任。不过，这些国家的政府首脑都是由民主选举产生，如果政府官员的决策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么，政府官员必须辞职下台；第三种，由政府所属的金融宏观决策部门承担责任，决策者只对政府首长负责，不需要对民众和市场主体负责，当金融决策导致经济出现震荡时，可以通过层层追究责任的方式，减轻或者免除宏观决策部门负责人的法律责任。换句话说，在这样的决策体制下，政府金融决策部门的负责人，可以通过分摊责任，减轻自己的罪责。

　　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应当建立独立于政府机构的金融监管决策部门。现在看来，如果没有独立的金融主体，没有健康的金融市场，没有科学的民主监督机制和民意表达机制，那么，即使建立了独立的金融监管决策部门，也很难有效发挥作用。

　　当务之急，就是要把金融决策者的权力和义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金融监管部门的负责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有这样，金融监管部门负责人在发表意见时才会有所顾忌，制定宏观决策方案的时候才会慎重从事。

　　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原因就在于现在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走上领导岗位，他们热衷于在企业家之间周旋，热衷于用专业学术理论阐述复杂的金融关系。这种脱离民众监督的决策倾向值得社会各界高度注意。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政府金融调控部门的决策如果失去了民意基础，那么，合法性就不复存在；如果政府金融调控部门的决策建构于少数学者的理论基础之上，而不是满足于金融市场主体的需求，那么，合理性也不复存在；如果金融决策者过于自信，瞧不起专家学者的意见，也听不进公众的建议，那么，中国的金融宏观调控必然会出现严重问题。

　　政府金融决策者应当意识到，金融宏观调控首先是一个民主问题，是一个集思广益、科学决策的程序，然后才是一个专业问题。如果把自己的专业理论强加在公众的头上，为了印证自己的专业理论，而不顾及投资者的感受，那么，这样的金融决策者最好到大学当教授，而不是在政府部门作决策。

　　笔者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的干部人事制度有改变的必要。人事制度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决策的民意基础，让那些善于倾听群众意见，并且能及时协调各种利益矛盾的专业人士担任领导干部。假如根据学者在学术界的知名度来遴选干部，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会把中国的金融宏观决策建立在投资者的痛苦之上。

　　金融决策不应该成为少数学者理论的试验场。金融决策必须照顾到社会各界的利益，不能以牺牲绝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利益，满足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需求。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必须首先从端正态度入手，尽快合并分散的金融决策监管机构，建立统一高效的金融监管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专门的金融决策研究部门，让那些充满学术自信的专家学者尽情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金融决策监管机构在提出决策方案的时候，务必要充分征求公众的意见，确保决策能够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