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终于迎来了办学新突破———9月30日，校园建设正式开工;同日，55名应聘者参加了首批教辅、行政岗位的公开招聘考试。

　　与8月底接受采访时的焦急不同，10月14日，正在北京会议中心参加院士研讨会的南方科大校长朱清时明显轻松了。这天上午，他又一次向教育部领导汇报了办学进展情况，心情颇佳。事实上，就在几天前，他已经迫不及待地在应聘者中先挑选了5位校长秘书候选人，因为，“接下来将有大量的事情要办。”

　　在长达三年零六个月的筹建、南下履职一年零一个月之后，朱清时、南方科大、深圳，乃至关注中国高教改革的人，此时此刻有一种“大戏开场”的激动。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筹建进展情况，被解读为“释放了中国高教改革的积极信号”。

　　这所被寄望为中国高校改革探路的新型大学，想探出一条什么样的路?对正在急于寻求突破与改革的中国高校来说，它会是一条期望中的“鲇鱼”吗?

　　深圳梦想

　　2007年3月，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筹建南方科技大学，目标是参照一河之隔的香港科技大学，计划经过若干年努力，办成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初步设想无论研究轨道还是教学轨道上的师资，50%以上由海外引进。希望培养大量的科技创新型人才，为深圳提供强大的动力。

　　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一开始就显现出了“去行政化”的试验性。2008年，深圳开始为南方科技大学挑选创校教育家。这场挑选之所以引起轰动，是因为它通过海内外猎头公司，在全球“海选”出200多名校长候选人。

　　不久，朱清时在这场“海选”中进入深圳视野。当时，深圳方面邀请了教育界专家、学者、官员组成校长评审委员组，根据南方科技大学的定位确立校长选拔标准———这个人必须同时是科学家、管理学家和教育家。200多名候选人经过几轮筛选，变成了一份10人名单，最终，朱清时以全票当选。

　　深圳具备的不仅仅是雄厚的财力，更有“敢闯敢试”的特区精神。早在1983年筹办深圳大学时，市政府就拿出5000万元建校区，从筹建到招生，只花了8个月，和当年国贸“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同时被誉为“深圳速度”。此后，学生交费上学、勤工俭学、毕业生不包分配、教职工聘任制、学分制等教育改革，每一次都震动全国。

　　而这一次，深圳和朱清时的“野心”则是要在南方科技大学“去行政化”，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回归大学的本来面目———变行政主导为学术主导，由官员治校转为教授治校，以一系列的招生改革、院系设置、教研模式，打造一个精英化的科研型大学。

　 “南科”尴尬

　　不过，出乎深圳和朱清时意料，一心要“去行政化”的南方科技大学却遭遇了一系列的“行政化”挑战。

　　听起来不可思议。按说，深圳市政府既有改革的意愿，也不缺改革的财力;朱清时既有改革的坚定性，也不缺改革的思路，但双方携手后却发现，原来“合作”与“创新”的过程也许还要经过“磨合”与“习惯”，甚至是“妥协”。

　　朱清时讲了一次行政楼修缮的经历。深圳市政府将原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划给南方科大做启动校区，验收时有人报告教学楼楼顶漏水，朱清时吩咐第二天找人来修，却拖了一个多月还没有动静。

　　下属的解释更让朱清时哭笑不得———按照深圳市的规章制度，这件事先得找人评估，评估之后招标，而且一定要有3家以上公司投标，中标之后签合同，报深圳市财委申请经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深圳形成了一套严谨的行政化管理体系，也带给朱清时诸多“想不到”的窘境，甚至他连买一台办公电脑都很费事，需要两个月左右“走程序”。

　　今年7月，学校对外宣布“招”到了第一名学生———来自山东泰安的10岁“神童”，然而，由于学校未获得教育部的正式批复，还没有资格招生。在朱清时的计划中，原本9月份南方科技大学的“筹”字将拿掉，并进行招生。

　　这对于年过花甲、校长聘任期为5年的朱清时来说，有一些“时不我待”之感。

　　“南方科大既挑战了既有的教育制度，也挑战了政府现行的审批模式，可以说，所有的规章制度都‘失灵’了。该怎么办?南方科大的筹备者在焦虑中也有信念:新生事物遇到的矛盾和冲突，反而会成为推进改革的最大动力。”面对挑战，朱清时这样说。

　　综合《人民日报》、《新京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