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3年教育部决定在22所高校开展自主招生试点开始，各个高校谨慎地选择参与自主招生的中学。最保险的，当然莫过于直接选择那些一直是生源大户的高中，而这些中学，在各地，基本都是城市的重点中学。当年，中国政法大学要求，选拔对象必须出自省级以上重点中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把范围缩得更小，指定了若干所中学。实际上，为了慎重起见，当年几乎所有的试点高校在生源上都是一种选择——由指定的重点高中推荐。

　　2006年这种推荐到达“极致”：复旦大学的举动被称为创高校自主招生的“破冰之旅”，符合条件的上海学生可以自行报名，只要通过专家组的面试，就可以成为复旦的学生，尽管他们必须参加高考，但是成绩对他们的录取没有影响。

　　这一年的结果是，复旦大学录取的298名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上海各重点高中，来自普通高中的学生所占比例很低。而同样进行自主招生的上海交通大学录取的300名幸运儿中，无一人不是重点高中学生。

　　为了彰显公平，很多学校都纷纷表示，中学生还可以选择自我推荐或者老师推荐的途径。问题是，这个看似公平的政策对农村学生却毫无意义：这套在城市里尚显时髦的推荐制，农村地区如何学得来呢？就算老师推荐，重点高校会认可一所农村普通中学没有名气的老师的推荐信吗？自主招生也是要算经济成本的。在推荐信之外，入选的学生还要到各地去参加各种形式的考试，要准备路费，食宿费。对农村学生而言，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一位资深教育记者感慨：这是城市化过程中必须付出的成本。

　　几位在教育界工作多年的资深人士表示：2009年高考方案这么多，却让人失望，大家不过是在重复过去的老话题。他们希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尽快出台，能从国家层面给高考改革更多的制度支持，早日让有才者通过各种渠道彰显才能，让高考不再成为百姓的负担。(记者原春琳)

　　新年前夕，2010年广东高考报名工作结束。尽管还未举行，但这次高考注定要在高考史上留下一笔：2010年，广东将实行新的高考方案。实行了11年的X科考试，退出了历史舞台。

　　除了广东的师生，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一变化，更无从知晓这意味着什么。但只要翻翻高考恢复32年来的改革历程，就会明白，广东这次调整高考科目，实质上是宣告了被教育界寄予厚望的“3＋X”科目设置改革的终结，高考基本上又回到了文理科各考6门的“大文大理”时代。

　　当然，教育部门不会作出这样的宣告，甚至还会否认这一结论，称现在的高考还是“3＋X”模式。现在各地普遍实行的“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的高考模式的确还挂着“3＋X”的外衣，但其实质早已背离了“3＋X”科目设置改革的宗旨。

　　1999年2月，教育部推出“3＋X”高考科目设置改革方案，当年先在广东试行，之后试点范围逐步扩大，2002年起在全国普遍实行。本着“有助于高等学校选拔人才、有助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有助于高等学校扩大办学自主权”三项原则而推进的这项改革，最大的亮点就是“X”科目。在教育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中这样解释“X”科目：“X”指由高等学校根据本校层次、特点的要求，从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6个科目或综合科目中自行确定一门或几门考试科目；考生根据自己所报的高等学校志愿，参加高等学校(专业)所确定科目的考试。

　　有人评价，这个方案的最大特点是开放性，高校和学生都可以自由选择考试科目。但在实践过程中，大部分省份都选择了“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模式，所谓综合，不过只是3门课程的拼盘而已。

　只有广东和河南采用过改革设计者最推崇的“3＋大综合＋1”的方案，但河南只实行了3年便改为“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模式。据报道说，虽然教育部门和教师都认为“大综合”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避免学生偏科，但客观上加重了学生负担，9门课程都要考，各科老师都想方设法挤占学生的时间。

　　此后，改革先锋广东一直孤独地扛着“3＋X”的大旗，但2007年，该省也最终放弃了“大综合”，改为“文科基础或理科基础”，随着2009年高考的结束，在一片批评声中，被认为最能突出个性的“X”科走到了终点。

　　现在35岁以上参加过高考的人可能都还记得当年的高考科目，文科考6门，理科考7门，除了文理科都必考的数学、语文、外语和政治外，文科还要考历史和地理，理科要考物理、化学和生物。这一模式从1977年恢复高考一直沿用到1992年。如今的“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和这一模式貌似不同，但对于考生而言并无太大区别，文科综合是历史、地理和政治共用一份试卷，理科综合是物理、化学和生物共用一份试卷。

　　至此，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高考科目改来改去，又回到了老路上。

　　其实，高考恢复32年来，高考改革没少走这样的回头路。2007年，在纪念高考恢复30周年的时候，包括中国青年报在内的媒体和一些研究者曾经对此做过梳理。

　　比如，肩负着“打破一考定终身”使命的春季高考，2000年开始在北京和安徽试点时，曾经备受关注和期待，可走过10个年头之后，春季高考已经无声无息。当年参与试点的省份，只有上海还在坚守。前不久，上海媒体报道说，2010年上海春季高考招生计划数为580名，比2009年又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再创新低。而2009年春季高考,考生实际报到率只有22.22%。

　　标准分制度，也是在广东率先实行。在当时的国家教委极力推广下，全国有不少省份也逐渐采用了这一制度。但由于换算复杂，家长和考生意见较大，这些省份又陆续改回了原始分。2007年，先行者广东也走了回头路，改回原始分。目前，全国只有海南一省还在使用标准分制度。

　　高考英语增加听力测试也是1999年发起的新一轮高考改革的重要内容，旨在引导中学英语教学重视听说能力培养。广东也是最先试点，2003年在全国普及，但因为听力测试实施过程中事故频出，所以2005年起出现了部分省区取消或淡化高考英语听力的现象。

　　这种从终点又绕回原点的改革还有保送生制度、广西的二次高考等。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在回顾高考恢复后的改革进程时曾总结道：和技术相关的改革，大部分比较容易取得成功，而制度性的改革往往历经反复，走的是比较曲折的路。

　　俗话说，开弓没有回头箭，高考改革时不时要射出回头箭，难免伤及自身。

　江苏被认为是高考改革最频繁的省份之一，从该省考出来的江江和刘璐都戏称自己是拿来做实验的“小白鼠”，并认为高考套路的变化影响了自己的高考成绩。而处于高考这座独木桥两端的中学和大学对于高考改革也是怨声载道。譬如，在“3＋X”改革前，有段时间高考科目设置是“3＋2”模式，文科不再考地理，理科不再考生物。在指挥棒的引导下，中学自然把地理生物打入冷宫，这两门课程的任课教师只能赋闲。“3＋X”实施后，很多中学一时间难觅教师，又急慌慌去师范院校对口专业找人。而生物在高考中的缺席则严重影响到大学生物系的招生和生命科学的持久发展，以至于1996年8月，7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呼吁务必重视生命科学，提出“必须立即恢复理科高考中生物学应有的地位”。

　　高考改革为何如此曲折反复？2007年,中国青年报在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的特刊曾经刊文分析说：掌握话语权的精英阶层和由民间呼声构成的大众力量都在推动高考改革的试验，但“‘呼声’常常只代表某一个利益阶层的愿望，它不太可能有完整的系统性考虑，在‘呼声’推动下的改革，比较容易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决策偶然，上马仓促，轰轰烈烈推出，撑不了几年，悄无声息结束”。

　　2009年，要求改革高考的呼声仍不绝于耳，各种版本的民间改革方案也纷纷出笼，据说，正在起草的《中长期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在制定高考改革方案。看来，新一轮的高考改革又将启程，在此，有必要提醒改革的设计者和决策者，好好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不要反复折腾。比如，今年全社会都在讨论“高中是否应该取消文理分科”，事实上，在推行“3＋大综合＋1”高考模式的时候，广东和河南都取消了文理分科，但最终没能成功。个中原因，社会大众可以不探寻，但改革者必须深究。

　　“对国家和考生来说，需要的是思路清晰、目标和路径对位的改革，而不是为了改而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