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从9年前就开始一项教改实验，在小学一年级不上数学课，把3节数学课时腾给了语文和英语课。由于语言理解能力的提高和“英数活动课”的补充，小朋友完全可以在二年级把两年的数学知识学好。

　　这倒很有意思。原来诸如小学一年级必须上数学课这类我们以为理所应当的事情，不是那么天经地义。原来学生学习同一学科，或者学习某学科中的同一内容，在他们不同的年龄阶段所花费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如果把学生学习某一学科效益最高的年龄段界定为“最佳发展期”，那么我们的课程设置就应该符合学生的“最佳发展期”。

　如果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这样的做法是从基础就开始认真探索“最佳发展期”的话，那么不知道网上所说的大学的老师，有没有这方面的考量：某大学的信息学院为了12月份的四、六级考试，2008年国庆7天假只放3天，其余4天时间用来学习英语；考试之前，周末全用来上英语自习；10月1日以后寝室不准有电脑，要么带回家，要么交辅导员保管；国庆假3天回不来，又买了票的把票都退掉。这个政策考虑倒是十分周详，很为学生“着想”，只是不知道没有电脑的信息学院，还怎么学“信息”，不知道周末全用来上英语自习的信息学院是不是应该改名唤作“业余英语四六级学院”？

　　笔者绝对承认英语的重要性，对于信息学院学生也许更是如此。但是，这不是说学校要把英语提到让大学生放弃大部分国庆假日和周末以及收电脑的高度，且不论四、六级考试通过与否是不是能正确衡量英语水平，就是这种把大学生当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管理”的做派令人好气又好笑。

　　这几天，瑞典又在颁诺贝尔奖了，看到我们的大学这样的管理水平，实在为我们何时能拿到诺奖，特别是科学类诺奖担心。也许什么样的大学，和我们什么时候能拿上诺奖没啥关系。因为有这样一则小故事，一位诺奖得主说过：“在幼儿园，我学会了一生最重要的东西，自己的东西要分一半给小伙伴；饭前要洗手；答应别人的事要尽力做到；仔细观察周围的大自然。”看来，我们只要认真地抓一抓幼儿园就可以了。

　　且慢，也许幼儿园也不是关键，因为据说另一位诺奖得主说过这样的话：“我之所以能获奖，和我在农村度过童年有着极大的关系。我虽然一天都没上过幼儿园，但自然的河流和土地是我最好的课堂，因为我可以在那里尽情地探索自然的一切奥秘!”

　　我彻底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