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吴伟很忙。作为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中国项目办主任,他在一周内先后拜会了两位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

“一个多月前,我们刚刚和汪洋书记见过面,这次是应邀而来。”吴伟指的是今年9月汪洋率400人的广东党政商代表团访问新加坡。这位省委书记特意去了南洋理工大学,并邀请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访问广东。

吴伟与徐冠林去重庆,则是出席在那里举行的南洋理工大学2008年中国学员毕业典礼,共有233名学员获得硕士学位证书。这已是南大第三次在中国举办毕业典礼,前两次是在秦皇岛和大连。

薄熙来特意与南大教授们谈起了重庆干部培训问题,目前这所新加坡大学已经为重庆培训过160名各级干部。

“今年在南大两个硕士课程学习的干部有129人,是历史上最多的一年。”吴伟说,目前已有640多名中国官员在南大获得硕士学位,其中超过20%是厅级及以上级别,“有相当多的人已经进入省部级行列”。其余则多是处级后备干部。

南洋理工大学中国项目事实上包括三个部分:获得学位的管理经济学硕士课程、公共管理学硕士课程,另一个是短期干部培训项目。他们至今已培训了4000多名中国各级官员。

吴伟说,中国官员对新加坡的钟爱缘自邓小平对新加坡模式的赞赏。不过,现在不仅中国官员到新加坡学习,新加坡也派出官员到中国学习。

实用主义时代

新加坡政府原常任秘书严崇涛总会想起1976年随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访华。那是他第一次到中国。“我们去了广州、上海和北京。在我印象里,每个地方的天空都很灰暗,人们的衣服也都是蓝、黑、灰。”

严崇涛告诉本刊记者,新加坡代表团也参观了当时全中国的榜样大寨——一个极度缺乏水资源的地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新加坡客人喝咖啡的时候,还需要用粮票才能从小商店买到砂糖。

严崇涛说,邓小平1978年在新加坡的访问,无时无刻不奉行着“实事求是”的理念。“尽管新加坡被划分为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但邓小平一定注意到了,教条主义在这里并不存在。”

严崇涛曾在新加坡多个政府部门任职。他说,新加坡在经济方面一直奉行“战略上的实用主义”,“因为新加坡人也和世界各地的人一样,有着最实际的需求——房子、汽车、子女教育、养老……”当然,这也是中国人的需求。

严崇涛认为,当邓小平强调“实事求是”时,他实际上是在呼吁人民解放思想。“这对于当时整个中国的意识形态来说实在是一个大胆的挑战。”

作为大胆挑战的结果之一,从80年代起,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干部开始通过官方渠道到新加坡接受有关社会管理的培训,并最终使新加坡成为中国在本土之外最为重要的干部培训地。

中国官员海外培训涉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吴伟说,中国最早向新加坡派出干部接受培训的是80年代的河北省。到1992年,邓小平在中国发动新一轮改革,前来受训的中国官员真正多了起来。

南洋理工大学自1992年开始开办短期中文培训课程,对中国干部进行经济管理、企业管理与公共管理方面的培训,“开始是两星期到两三个月的短期培训,逐渐增加到今天的规模。”

1996年,新加坡和中国制订了中国高级官员到新加坡考察访问的计划。最终使新加坡成为中国中高层干部的重要培训基地,是在2001年。中新双方达成协议,由中组部有计划地向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派出厅局级干部进行系统培训。

中新干部培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由两国教育部互派学员。再加上各省自己派往新加坡的干部,形成了今天中国干部在新加坡接受培训的主体。

所有这些学员中,最受人关注的是每年由中组部直接选派的十几名中国高级官员,他们被认为具有相当大的上升空间。而管理经济学硕士班、公共管理学硕士班就是所谓的“市长班”。

“现在全国几乎所有省和直辖市都派人来南大学习过。”吴伟说,目前中国政府海外培训主要在两个地方:一是南洋理工大学,一是美国的哈佛大学。

2002年1月,由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以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共同组建了“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

这个后来被外界称为“哈佛计划”的培训班,在5年中接收了大约300名来自中央部委以及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他们的培训为期三个月。

据外国专家局出国培训处2007年的数据,中国官员海外培训目前已经涉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

有人主动休学,有人全A毕业

在位于新加坡西南部的南洋理工大学校园教师公寓,专门为中国的中高级官员准备了房间。“都是套间,三到四个人住在一起。”吴伟说,他们吃饭与普通学生一样。

两个硕士班学制都是一年。公共管理学硕士班学费1.8万新元,相当于8万元人民币,管理经济学硕士班学费是4.5万新元。学员可以争取各大基金会设立的奖学金,最高奖相当于500万人民币。

最近一期毕业生中,一位重庆干部带领的小组以人工湿地的保护与开发获得了奖金不菲的“中华总商会金奖”。

“这些学员和一般的出国考察者完全不一样。”吴伟说,因为不满足于课堂上的知识,他们经常在休息日骑着自行车到新加坡的大街小巷去观察。

这种学习是艰苦的。学员考试不及格或者缺课20%都必须重休。特别是到新加坡的第一个学期“都很难过”。前年出现了第一个主动休学的学员,今年有了第二个,“都是在第一学期的考试前,一个是地方党校副校长,一个是教育局长。第一学期的考试压力实在太大了。”

令吴伟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内蒙古自治区的官员。他在南大学习时被任命为一个市的市长,却不想放弃学习,“最后周一到周五上课,周末回内蒙古处理公务。”

今年,大连交通大学校长葛继平以全部A的成绩毕业。吴伟说,这些人的确是中国干部中的精英,组织部门把他们派到新加坡学习,“眼光还是很准的,而且很有必要”。

用学习的态度叫板

南洋理工大学每年都会聘请退休官员为中国学员授课。严崇涛主要讲授发展经济学课程。“和其他国家的学生不同,中国学员以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培训课程,而且他们也对学习‘新加坡经验’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20多年后,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国学员们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即使在最近10年,这种变化也非常明显。

在年轻化、知识化以外,过去一味埋头学习的中国官员,开始与老师们进行交流和辩论。南大则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设置课程:今年最主要的授课内容就是产业升级和转型。

“这些学生告诉我,只有在这里顺利毕业,回国后他们才有进一步升迁的资格。”严崇涛觉得,这种做法也非常值得新加坡借鉴。

因为签订中新互设商务代表处的协定,严崇涛1980年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见到邓小平。邓小平告诉新加坡客人,中国的目标是到2000年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说完,他把身子向后一仰,靠在椅背上接着说,但这个数字在12亿人的努力下,还会不断翻番。”

“也就在这时,我感到了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其经济实力将不容小觑。”严崇涛说,他对中国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万亿美元一点也不觉得惊奇。

2007年,李光耀在悉尼演讲时说,中国刚开放门户时对外界缺乏了解,新加坡是中国获取知识和讯息的来源;但中国以后将超越新加坡,轮到新加坡向中国学习。

今年年初,汪洋对深圳提出的要求已不再是“如何学习新加坡”,而是“叫板新加坡”。不过他在访问新加坡时,还是虚心讨教了产业升级的问题。

事实上,根据中新协议,两国教育部已经互派官员进行学习。吴伟说,新加坡是中国学习西方、了解西方的一个窗口,从这个意义上讲,南大的中国干部学员不会中断。

严崇涛认为,中国能够创造出如此惊人的GNP,不仅仅是因为拥有大量的人才。“从那些统计数字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充满强大的动力并充分发挥了它的主观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