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学院教授领导力的海菲兹说过，每个人都会有所谓的“野心”（ambition）和“抱负”（aspiration）。在他的字典里，“野心”是个人所想得到的东西，比如金钱、权力和别人的尊重，而“抱负”则更多是指贡献给他人和社会的东西，诸如改变国家命运、促进社会进步以及慈善等行为。

　　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海菲兹认为这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矛盾的关系。我记得他有一次在课上意味深长地说：我知道肯尼迪学院的学生都有做善事的抱负，但这并不是说你们就要耻于拥有和表达自己的野心，看一看河对面的学生们，他们就从来不会羞于让人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

　　依我看，海菲兹的这番话实际上高度概括了肯尼迪学院和商学院学生的最大区别。肯尼迪学院的使命主要是为了公共领域培养人才，大多数同学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部门和非盈利性机构，所以这里的学生具有理想化色彩的较多，财富、待遇这些东西远不是主流话题，还有些人不管心里有多想，嘴上也总要挂着理想和抱负，颇有点被潜规则的意思。

　　前些天肯尼迪学院的一帮小众试图成立自己的私募和风投俱乐部，欲和商学院对外封闭的PEVC俱乐部分庭抗礼。开幕会上，一位志在将来去非洲扶贫的亚洲男生不知怎么也给拉了进来，局促地坐到了我旁边。听着周围同学和钱有关的讨论，这位老兄一直都是如坐针毡，红着脸跟我窃语了好几次：“我是来友情支持的，第一次来，也是最后一次来。”

　　相反，虽然哈佛商学院赋予自己的使命和肯尼迪学院大同小异，也是致力于培养能够改变世界的未来领导者，学生们对自己在物质和社会地位上的追求就表现得相当坦荡，毕业后的“钱途”既是谈资，也是衡量将来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不过，我认识的一个哈佛MBA学生算是另类，自己是公益组织的工作背景，对哈佛商学院的这种氛围就颇不感冒，总是嘀咕周围同学的“小我”追求和学校的使命相比怎么那么不靠谱。

　　这方面的差异也和两个学院的项目设置和学生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肯尼迪学院针对不同职业发展阶段和专业方向的学生设计了好几种硕士项目，既有我目前就读的为已有丰富经验的人士量身打造的资深MPA，也有为类似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培养人才的国际发展MPA项目。这其中尤以资深MPA学生的背景最为五花八门，从好莱坞影星、华尔街大佬、IT行业的亿万富翁到大小国家的知名政客，不一而足。这些已然功成名就的人颇有些达则兼济天下的感觉，他们强大的气场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年轻学生的“野心”。

　　相比之下，商学院MBA的背景就要单纯很多，大多学生都在26岁左右，管理咨询、投行和跨国公司背景的居多，我听说今年新进校的MBA学生里拥有麦肯锡工作经历的人就有将近十分之一之多。因为年轻，再加上不少人都是贷款读书，所以他们往往要更实在一些，在这个阶段针对自己“野心”的心思和努力也更多。因为我自己就是商学院的背景，也是这么一路走来，所以很能理解这些MBA学生目前的侧重点。其实，就在肯尼迪学院，也有少数不加掩饰的“野心”家，我曾经拉一位同学去听慈善讲座，结果被他直言拒绝：“等我自己先挣到钱再说吧。”

　　总之，无论野心也好，抱负也罢，既为同根生，我想孰前孰后都并不重要。只要不是利用伪抱负给自己的野心铺路，或者因为压制野心而扭曲自己的抱负，这个世界总会因此简单和美好一些。

　　（作者是ACBridge投资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及董事总经理，目前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梅森学者（Mason Fellow），就读资深MPA项目。本栏目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