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度过的语言关

　　1982年萧伯春来到比利时鲁汶大学时才知道，自己学的专业叫作“MBA”，至于这是什么意思，与萧伯春同行的7个国内著名高校推荐来的本科毕业生全都不知道，在翻阅词典后，他才知道，自己要离开数学领域去学工商管理了。

　　“我们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语言问题，我们当时虽然都提前攻读了英语，可是口语都不行，一起去的一位姓王的同学，经常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那时候我紧张得一身冷汗，因为回答问题就是个出洋相的过程。不过，幸运的是，我的姓是X开头的，老师不会读，所以我从来都没被叫到过。”“学习管理与纯科学还不一样，语言表达不好，而且我们根本不知道会考些什么，结果我和一位武汉大学来的同学把整本书都背下来了，那种学习过程真的非常辛苦。”

　　徐少洁刚到美国伊利诺州大学时也遇到了语言障碍，“老师讲课只能听懂20%，我每次上课就全部记下来回去看，比别人花三倍的精力学习，这才跟上了课程”。

　　无形压力的情感关

　　为了赚取生活费，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求学的汤华曾经在学校餐厅做过沙拉、甜点，为实险室养虫子、喂老鼠。但她认为，生活的压力都可以克服，而情感的压力却让人震惊。“那时我们一个学校里有十几个大陆来的女生，我看到了太多的故事。有的人为了绿卡而与国内的丈夫离婚，有的人把丈夫接到美国后却不闻不问，把他一人丢在机场。因为女生到了美国，选择一下子就多了，而带来的就是命运的迅速转变。情感的冲击，婚姻的破裂，我觉得是对我们那一代留学生最大的影响。一下子没了父母的支持，没有了亲情，而又面临着种种诱惑，能否坚守情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一波三折的求职关

　　1992年，从南京大学去亚拉巴马州的奥本大学读博时，徐炜政还是个拿死工资的讲师。“我那时根本没有钱。去之前，我一个同学托我给他在美国留学的妹妹带去200美元，他说知道我刚去要花钱，可以先借我用，以后我再还给他妹妹，我的一个导师也要给他女儿带钱，那笔钱也借给了我，就带着这几百美元，我来到了奥本大学。”

　　在奥本大学读完博士之后，徐炜政发现，虽然已经拿到了博士证书，工作却仍然难找。徐炜政说，像他们这样进入企业工作，职位肯定不低，但是博士的学位后劲发展不足，难进大公司，继续拿到博士后学位才能为以后的发展打好基础。于是他又去特拉华大学继续攻读化学和生物化学系的博士后学位。博士后毕业时已经是1998年，距当初来到美国已有6年，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下的一家大型制药公司从事药物化学研究，现任公司资深科学家、课题经理。

　　虽然这批回国访问的海外校友均可称得上事业有成，但徐少洁仍认为，中国人在美国工作，晋升的空间是不足的。“在美国，很少有大企业的CEO是外国人，即使有，也一般是欧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