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着现实的底层飞升

——2005年小说印象

贺绍俊

    2005年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可圈可点的文学作品,即以小说为例,长篇小说就有贾平凹的《秦腔》、刘醒龙的《圣天门口》、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杨志军的《藏獒》、东西的《后悔录》、毕飞宇的《平原》、余华的《兄弟》等。在这里我们无法对这些作品作具体的点评,作品无论是内容也好,还是形式也好,都呈现出丰富多样性。在多样性背后我同时也感到了一种普遍的趋势,这就是小说的叙述越来越趋于理性和醇厚,而作家对世界的认知和表达则越来越现代和开放。

    2005年虽然说不上是新人辈出的一年,但徐则臣这位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作家还是让我们感到了“后生可畏”这个词的含义。他在这一年发表的《西夏》、《纸马》等小说不仅体现出一种新的叙述力量,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对“七十年代”这个几乎成为萎靡审美的代名词有了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徐则臣为我们去除了曾经蒙在七十年代作家身上的那一层时尚的幻影。他的小说的基本元素不是酒吧、卧室、浴缸、玫瑰,而是底层的日常生活,甚至乡村的民俗。

    从作家阵营的角度说,2005年最值得的关注的是海外军团的实力展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形成了又一次波澜壮阔的出国留学潮,而这支军团的成员都是出国留学潮中移居海外的炎黄子孙,他们挟带着中国经验,在异国文化的碰撞下激发出新的思想火花,他们加入到当代中国的文学写作中,无疑带来一种新鲜的叙述语言。哪怕同样是在讲述中国土地上的生活,却是别开生面的天地。在2005年的中短篇小说版图上,至少有三位海外女性作家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她们是严歌苓、王瑞芸、张翎。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黄川是个黄女孩》,王瑞芸的《姑父》、张翎的《雁过藻溪》、《空巢》,都是上乘之作。这些作品除《黄川是个黄女孩》是写海外生活,立足于海外的经验,从题材上说是她们所独有的外,其余几篇作品都是以国内的生活经验酝酿成篇的,都触及到重大的历史话题,这种题材的小说在内地作家的笔下很容易涂抹上意识形态色彩,但海外女性作家却以各自的文学方式处理,不仅没有轻待历史,而且同样也掂量出历史的分量。这里着重介绍《金陵十三钗》。因为它不仅出自海外军团之手,还因为在表现抗日战争上它具有某种突破性的意义。我感到,文学注视抗战这段历史的目光显得有些疲惫,我们很难从作家的叙述中得到兴奋和刺激。但是严歌苓的这篇小说仿佛让我感到目光的闪烁,她稍稍移动凝视点,于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场景。这个新的场景还不在于以一个单纯的女孩子书娟的视角,也不在于将战争、宗教、妓女、少女的青春萌动等等浓缩到战火中的一个教堂内,而在于仇恨主题的转换。战争激发我们的仇恨,仇恨疏导我们的道德良知,因此仇恨是战争文学的基本主题。但抗战题材不应该以激发对敌人的仇恨作为文学的归宿。严歌苓在这篇小说中显然调整了关于仇恨主题的思路,她不是不追问侵略者,而是把侵略者钉在审判席上,无须再追问。它只构成一种背景,而在这一背景下,作者通过书娟对玉墨的情感转变,使我们对仇恨主题有了更深的理解。在血与火中,书娟的精神得到一次宗教式的洗礼。这篇小说当然揭示的是人性,但小说的意象并不止于人性,它由人性推广到宗教性,推广到人的精神净化。

    当代小说基本上仍是以现实主义为创作的主流,说到底,现实主义与小说文体的内在逻辑更为吻合,也与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更为吻合。现实主义的首要特征就是强烈的现实感。但现实感并不是来自作家对现实素材的直接索取,而应该是来自作家对现实的主观认知能力。中短篇小说的批判力度和深度有了显著的提升,2005年小说就做了很充分的证明。小说不再是满足于“反映”了现实,而是让我们鲜明地感受到作者对待现实的态度。因此小说的现实感首先体现在社会批判性上。

    小说家首先是社会的监督者,他们往往是嗅觉灵敏的“警犬”,对社会的不公和邪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这些年来中篇小说有力地承担起小说的这一现实批判的责任。如韩少功的《报告政府》,葛水平的《浮生》、《黑口》,胡学文的《路上行走的鱼》,杨少衡的《林老板的枪》、《该你的时候》,叶广芩的《响马传》、《对你大爷有意见》,罗伟章的《我们的路》,刘庆邦的《卧底》,荆永鸣的《白水羊头葫芦丝》、《大声呼吸》等。在这些小说里,诸如小煤窑、农民工、黑社会、权钱勾结等敏感的社会问题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也普遍表现出一种关怀弱势者、呼唤民主和平等的人文精神。从社会批判性来看,今天的作家大大深化了一步。比如基层政府往往是切入现实的焦点,而这类小说不再是过去的“分享艰难”了,而具有了知识分子的鲜明的批判意识。

    现实感的强化还突出表现在作家对底层生存的关注上。关于底层表达是这几年比较引人注目的话题,有几个词语均涉及到这个话题:弱势群体、底层生存写作、打工文学。社会的增殖没有消弭贫穷,而是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种现象暴露了社会体制的根本缺陷,是现实问题的一个焦点。它自然要引起文学的热烈关注,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公正和道德信念的表现。对底层的关注使得小说的现实感更加尖锐和犀利。当然这其中有些小说看似写到了底层的一些真相,却是与真正的底层相隔绝的。我想强调的是另外一种写底层的小说,这就是站在知识分子独立的立场来写底层。在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应该成为社会公正的裁决者,成为道德良知的代表。他们不是简单地给底层施舍一些怜悯和同情,也不可能代替政治家或经济学家为解决底层问题开出处方,他们要做的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还有一个底层问题。

    从这样的理由出发,韩少功的《报告政府》就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篇写底层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就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因为卷入一桩诈骗案中被关进大牢里,于是带出了一连串犯人与犯人、犯人与狱警以及狱警与狱警之间的故事。这样的处理自有高明之处,一方面他不遮掩自己的知识分子立场,不像有些小说装成是以底层的身份说话,却因为矫情和做作而露出马脚。另一方面让主人公也关进大牢,先打掉了他的优越感,避免了一般知识分子写作容易犯的仰视的毛病。监狱里的故事我们也见得多了,它是暴力、犯罪、欲望等聚集的场所,借此能痛快地揭露社会现实的矛盾、展示人性的善恶。但最重要的,韩少功通过这个监狱的描写,是要揭露贫困和权势对社会的破坏。小说中的犯人“瘸子”说:“贫困和权势都是犯罪的条件,你没碰上它们,当然容易做好人”,“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其实只分为两种,一种是你说的好人,其实是没有碰上犯罪条件的人。另一种是你说的坏人,不过是犯罪以后没有改过机会的人。”就像“瘸子”本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有很多的发明成果,却被坏人利用了。而少年“黎头”如果不到街上去偷去抢,他的继父就要把他和母亲赶出家门。“大嘴巴”的杀人也是在讨不到自己的工资的情况下失去理智的。大多具有现代精神的作家都会采取这样的姿态,即是要追问犯罪的根源。但这种姿态并不是要为犯罪开脱,也不是要对底层表示同情。韩少功借此是要写出底层的真实心理。他们虽然是无视法律进了监狱,但他们又不得不屈服于国家机器,在他们的言行中不断表现出“报告政府”的认罪姿态,因此他们又是卑贱和弱小的。

    最后我想以墨白的小说《母亲的信仰》作为这篇文章的结语。小说写了一个农村普通妇女被发展为共产党员,从此她带着一种信仰穿越了生活的苦难。我们的许多作家就像这位普通母亲一样,因为他们怀着文学的信仰,所以他们的作品给我们带来精神的阳光。

（转自左岸会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