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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与现代新闻事业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2008-11-25 16:37:00
 

 【摘要】民族国家和新闻事业都是近现代才出现的概念,分别成为现代世界政治格局的基础和现代人类社会重要的标志。在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和新闻事业的发展有着惊人的一致性,现代新闻事业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国家的建立彻底结束了宗教的统一力量维持了欧洲大陆的分裂。但具备了相当新闻事业技术条件的中国却由于大一统的各种特点而没有发展现代新闻事业,也没有发展出一个民族国家,这种状况直到反侵略战争才得以改变。

  【关键词】民族国家 现代新闻事业 中国 大一统 欧洲 宗教

  一、民族主义的缺席

  1. 整体化的欧洲

  古典文明时代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欧亚大陆趋于整体化。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汉帝国一起,连成了一条从苏格兰高低到中国海、横贯欧亚大陆的文明地带,从而使各帝国在一定程度上能相互影响。① 但同时,也必须意识到,这种整体化是一种宏观上过渡衔接的整体化,绝非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统一。在古典时代的这些世纪里,欧亚各文明中显著的、带有全盘性的文化模式是,诸地方文化分解,融入拥有各自独特的语言、宗教和社会制度的新的地区文明。② 因而,各种文化的联结,尤其在微观层面上看,远不如地区间的商业联结广泛与紧密,更一般的状态是,各种文化进行着一种“无为而治”意义上自我的传播,绝无意于进行更大规模的文化侵略。同时,希腊文化的影响也仅限于希腊殖民者居住的城市和一些希腊王朝的宫廷所在地。③

  因此,在罗马帝国的扩张无法掩盖帝国结构上的缺点时,帝国的领土无可奈何地开始缩小,庞大的政治体制和军队沦为致命的负累,货币经济因通货膨胀而崩溃,自给自足经济的分散直接导致了政治分权,而希腊文化从为发展出大一统的哲学思想,自然也无法使得分崩离析的帝国再次统一。汤因比指出,“在希腊世界历史初期便发现文化统一与政治分裂相结合的特点”,并且“这看起来是普遍的现象”。④ 钱穆也称:“罗马帝国崩溃了,各地乱哄哄,没有一个统一政权。社会无所依存,……。他们在政治要求上,亦同样希望有一统一政权,但却无法实现。”⑤ 不妨说,欧洲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便已经具备基本的分裂条件以形成民族国家。

  但基督教却在古典时代之后征服了欧洲。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的认同超越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排在了第一位。欧洲人只要效忠于教皇,可以无需效忠国家,因为国家在教皇之下。同时,在欧洲封建社会中,领地决定了封建主的权力。而领地属于个人,没有民族属性,更没有国家属性。因此,中世纪的欧洲可以堪称一个天主教大世界,没有国界,只有领地,每块领地上领主拥有自己的经济权、政治权和司法权。⑥ 无论是欧洲农民还是封建主,在文艺复兴前的中世纪都还没有成熟的民族意识。这一时期的欧洲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处在教廷统治之下的整体化的比中国西周诸侯分封社会更为松散的封建社会。宗教观念和封建意识是民族国家意识的最大障碍。

  2. 大一统的中国

  曾经共同构成古典文明的中国,一直进行着分裂和统一的循环。尽管汤因比否认中国学者的大一统中国史模式,但他也没有否认这一事实,中国在公元前221年秦汉王朝实现政治统一之前,文化统一就已经实现了。⑦ 斯塔夫理阿诺斯也认为,“中国文明的特点是聚合和连续”。⑧ 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度量衡之后,已经从技术上解决了建立一个大一统国家的难题,此外秦汉以来的郡县政治使得“中国之永为统一国”。⑨ 虽然秦王朝很快便因为经济问题导致农民起义而灭亡,但大一统的文化已经形成,秦始皇创立的政治制度继续发挥着作用。直到1911年,中国的大一统国家依然故我,受过儒学教育的文职官员仍旧治理着国家。这种体制的连续性即使是在中华文明的其他要素发生最严重断裂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任何中断。⑩ 中国明朝的万历皇帝二十年不曾上朝,这个和罗马帝国一样大的明王朝,却依然能够依靠袭承的文官制度而继续运转并维持统一的局面,这在任何一个欧洲封建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形成大一统国家既是秦王朝军事的偶然胜利,也是这个亚欧大陆最东端的土地上的文化使然。这种大一统文化的形成有赖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黄土高原经过适当的水利灌溉之后便可以成为沃土,长江丰沛的水资源也使得流域内的平原成为良田,加之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的丰沛雨水,使得中国土地上一年两熟成为可能,而欧洲和中东长期受到平均一年一熟的制约。而且,“中国水稻的亩产量比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种植的小麦或大麦的亩产量高得多”。(11)

  此外,半封闭的大陆—海岸环境,有效地屏蔽了其他强大帝国的军事威胁,西北游牧民的侵略成为唯一长期存在的威胁。这一切都使得这块东亚大陆成为得天独厚的农耕文明的摇篮,但农耕文明也使得这个国家必须重视水利工程,而黄河、长江等大河都不是局部性的,这使得农耕文明的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大一统的政权以保证经济命脉的长久。

  因此,中国在历史上更多地是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而存在。农耕文明不仅要求一个政治上的大一统国家,还要求一个“血缘氏族和宗法制度紧密结合的社会结构”。(12) 在此之上,中国自然发展出一种注重宗法和家庭伦理的文化,而氏族则垄断着这种宗法和伦理,统治着钱穆所言“向称耕读传家”的“四民社会”。(13) 中国人的经典都强调人在社会中的生活,中国哲学也以现世主义为特征,“尤其是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君臣之间的关系”,(14) 对自我意识和抽象逻辑思维并不热衷。这种社会结构和哲学思想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坚固的根本的基础,自我身份意识的缺失与礼教制度的发展导致的是拥护现有制度的顺民。中国领先的农耕技术使得中国人口得以大量增长,以至于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难以被任何外来文化征服。

  尽管中国的政治上并没有维持一贯统一,但中国的文化并没有中断。清朝统治者甚至在关外,就已经完成了汉化,建立起类似西周的诸侯封建制的奴隶制王朝,并放弃游牧生活而转为以农耕为经济支柱。只要农耕文明的优势未曾改变,任何外来的民族都会被这种农耕文明所融合同化,成为一种政治上模糊而文化上清晰的族群共同体。中国有的乃是文化上的民族意识,所有民族因为农耕文明而相互认同。中国人对于国家这个政治概念的理解却从未和民族相联系。

  因此,在西方工业文明敲开中国的大门之时,中国还没有政治上的“民族意识”,清朝乾隆皇帝仍以天子之尊要求英国使团行叩拜之礼,仍将其视为“畿服”之内一进贡藩国。这种奇特的“天下观”,也唯大一统的中国所独有。(15)

  二、欧洲民族国家的觉醒与新闻传播

  民族国家的前提是民族的稳定存在与自我认同的形成。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是一项相当晚近的人类发明”。(16)

  文艺复兴前的欧洲盛行的书写文字是拉丁文,受教育的人因为书写文字的统一,而失去了政治上的民族语言认同的条件。但是宗教改革使得《圣经》得以以各种民族语言文字大量印行,宗教活动作为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在中世纪之后首次作为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开始出现民族性的元素。德国古登堡印刷机的发明正是这种宗教改革背后不可或缺的技术条件,在之后的发展中,这种发明也成为推进现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必要技术条件。宗教改革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支持了一种个人主义的《圣经》解读方式,更在于它引起了西欧基督教世界因为《圣经》印行语言不同而产生的差别与之后不可避免的分裂。于是任何一个教会都无法在维持一个跨越民族的统一的垄断地位。宗教改革的直接遗产即是把中世纪统一的教会拆散成大量当地的地方性教会,权力由教会向地方政府转移。于是,宗教改革成为现代民族国家进程中一个阶段。(17) 这种分裂引发的冲突终于演变成了战争,即三十年战争。正是这个战争,彻底削弱了神圣罗马帝国,确认了欧洲主权国家体系的存在。(18)

  此外,伴随宗教改革而大量印行的《圣经》提高了大众识字率,为现代新闻事业培育了理想的识字受众。宗教改革在赋予个人解读《圣经》的权力之外,也导致了商业报刊的兴起,以及“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19) 以民族语言印行的《圣经》变得唾手可得之后,大量的民族语言传播还以报刊的形式出现,并首次在传播中扮演政治语言的角色。民族性在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之后第一次瓦解了宗教的统一性,并且这种民族性带有相当程度的政治性,它试图在以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式寻求阶级自由。文艺复兴对希腊哲学的拥抱带来了逻辑思辨与自我意识,人们开始思考本体论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宗教改革之前都属于宗教的管辖,不容任何解构性的解读和思考。另一方面,新闻事业赋予公民对政治议题关注与思考的习惯之外,也对宗教进行着一种“去魅”过程。线性文字虽然同样能够给予人想象空间煽动情感,但与易逝的情感充沛的口头布道相比,显然更具理性特征,而直接毁损了宗教的神秘力量。

  三十年战争带来的确实存在的国家边界与以民族语言为载体的新闻传播一起促进了欧洲各民族的民族边界的确立与自我认同的进程。法国大革命则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兴起。(20) 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君王的冲突就演变为民族国家的冲突。(21)

  民族国家需要唤起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22) 民族认同的政治性被战争与报刊加以强调之后,便自然更加容易和国家认同相联系。在这种认同完成之后,使拥有政治化理性的公民的“效忠对象锁定在单一的民族国家政府身上”变成为可能。(23) 资产阶级革命伴随着自由思想先驱在报刊上的呐喊而不断取得胜利,甚至于资产阶级将其在斗争中确立的言论自由的新里程碑都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胜利,“星法院法令”的废止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24) 在18世纪的美国人一听到“独立”就会发抖的日子,是汤姆·潘恩促使美国人拥有了独立意识,并鼓舞屡战屡败的美国人最终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25) 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治权力之后,新闻活动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后来的研究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新闻事业无论是在最初的政论时期还是在之后遵从煽情主义或是客观报道的新式新闻主义时期都起到了无可比拟的社会整合作用。除了传播史学家的结论之外,安德森也认为民族国家就是一个被构建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这种“想象”在现代新闻事业之前是一种宗教性质的教化,现代新闻事业提供的关于社会的“真实图景”成为形成民族国家认同所不可或缺的认知所需的“社会事实”。(26)

  与此同时,公民权利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并不断发展,而这一项绝非一劳永逸的事业更多地和新闻事业发生关系而不是任何激烈的革命活动。以美国为例,从废奴运动到女性平权运动到黑人平权运动,报刊都扮演着斗士的角色。(27) 在吉登斯看来,这种公民权利正是民族国家所需要的重要基础,因为他认为民族国家的制度架构与公民权力之间存在这一种内在的逻辑关键,所有民族国家都实行某种形式的民主政治或多元政治。(28)

  可以说现代新闻事业,影响了各个社会成员的层次不同的身份认同和权利观念,这些都直接瓦解了宗教曾拥有的强大的凝聚力。随着现代新闻事业构成了现代社会标志性的传播活动欧洲乃至整个西方的民族国家也逐次建立。

 三、始自反侵略战争的民族国家意识与中国现代新闻事业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尸体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但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却是近百年来在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29) 中国真正作为民族国家而建立,也是在1949年共产革命之后。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新闻事业的历史也不早于19、20世纪的抵御侵略战争。

  如前所述,中国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一直以农耕文明的方式延续着中国独有的包容性文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哲学里极少有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私权保护、主体意识的价值观念。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尽管中国的经济一直居于世界前列,却没有资产阶级革命,只有农民革命,20世纪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始自救亡运动而非自发革命的需要。

  中国农耕文明所支撑的经济优势的衰落,也只是近一两百年的事情。“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情况,自秦迄清,直到道咸年间,向来可说是较佳于西方的。”(30)

  因此,中国自身并不存在任何变革性的革命需要,资本主义无法在获得中国发展的充分理据。中国的轻摇薄役的经济制度、郡县分治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士民工商的四民社会结构与宗法礼教哲学一起维持着大一统国家的运转。农耕经济和手工业发展,并不像资本主义经济一样需要依赖大规模跨越时空的商业信息传播。中国政治制度的相对稳定和宗法礼教哲学也使得中国社会成员没有关心政治和自身权利的习惯,作为唯一需要关心哲学和政治的“士族”阶层也因为道德哲学的关系而难以思考改良、效古之外的现实问题的解决之道。因此,大众对于政治信息传播的需要也并不强烈。

  大一统国家的历史证明了他们几乎都着魔似地追求不朽;他们的国民不仅希望而且热烈地相信这种组织会永存于世。但相信大一统国家会永存不朽的想法,不过是一种严重的幻觉,而且这种幻觉可能会广泛流传,并可能会长期延续。(31) 没有理性思维的习惯,没有可以接触大众的新闻事业的“去魅”过程,这种幻觉很难受到自发的质疑。于是,这种幻觉只能靠外来的侵略力量来打破。

  西方之所以能超越中国成为经济强国,正是因为民族国家的兴起所带来的变革。民族国家不仅催生了强大的的帝国,而且引起了帝国主义疯狂的殖民扩张。当帝国主义民族国家以倾销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的商品瓦解了中国的农耕为主和手工业为辅经济模式时,中国迅速衰落。这种衰落一方面使得中国沦为帝国主义攫取财富的东方沃土,一方面激发除了中国各民族新的“民族主义”认同。尽管这种认同始自共同面临的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和不平等贸易带来的巨大经济逆差,但这种认同还是培养了一种“排除异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精神,而这种“异族”乃是以国界为标准进行区分,而非孙中山在救亡革命时所谓的“鞑虏”。另一方面,现实的威胁和困境迫使中国人接受了西方的政治与国家理念,在原有疆域的基础上重新塑造了新的多民族“民族国家”。(32)

  中国的现代新闻事业正是在中国的大门被强行破入之后才开始建立的,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新闻事业并没有培育一个“民族意识”的民族,而是在民族国家的现实随着民族国家的侵略一起进入中国人视野之后直接促进了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中国现代新闻事业从引入“民族国家”的概念开始,直到现在都一直承担着安德森所谓民族的模塑、改编和改造的工作,也一直进行着塑造国家政治认同的努力,在共产革命之后这种努力愈发强烈与进步。中国国家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便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新闻事业的绝佳例证。

  大一统的中国征削弱了对新闻需求的迫切性,也免除了革命性政治变革与社会变革的需要,在不受外来国家干涉的情况下,它甚至可以长期如此存在下去。但民族国家带来的全球性的变革,塑造了新的世界格局,中国被迫加入到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现代新闻事业也因发展民族国家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由于中国早已存在一个文化上的自在民族,对于建构一个民族国家来说,中国的民族认同在市民社会中并不需要加以强化,而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认同要远比民族认同重要。

  注释:

  1、斯塔夫理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王昶译.全球通史(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P71.
  2、斯塔夫理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王昶译.全球通史(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P92.
  3、斯塔夫理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王昶译.全球通史(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P93.
  4、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P35.
  5、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5年P18.
  6、刘成.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意义.历史教学[J].2008年第五期.
  7、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P36.
  8、斯塔夫理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王昶译.全球通史(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P128.
  9、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5年P19.
  10、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P36.
  11、斯塔夫理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王昶译.全球通史(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P360.
  12、王淼洋,范明生.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P70.
  13、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5.P37.
  14、斯塔夫理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王昶译.全球通史(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P128.
  15、王小红.从天下到民族国家:十九世纪末期中国世界秩序观的空间重构.2006年10月.
  16、刘成.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意义.历史教学[J].2008年第五期.
  17、斯塔夫理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王昶译.全球通史(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P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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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南希·L·罗伯茨著;展江译.美国新闻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设,2004.P159-162,267-268,286-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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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5.P63.
  31、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P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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