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时报》近日推出的一张“中国作家富豪榜”，引来舆论纷纷。我的一位朋友撰文称，作家富豪榜是市场对文学的骚扰。并且担心，“听任这种做法，会不会混淆了对文学的评判，并最终影响到文学的发展。”（见12月18日《深圳商报》）

我看，如此担心实在没必要：文学，何曾让市场“骚扰”了！

所谓“骚扰”，其实在西方国家早已是家常便饭，谁听说哪个国家的文学发展被这样的“骚扰”“最终影响”了？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之前，已经是土耳其历史上“难得的在市场和评论界都成功的作家”，文字被译成40多种语言出版，可这并没妨碍他成为诺奖得主。

再看咱们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名气的作家就远比常人富有。有研究表明，鲁迅当时的文章一般稿酬是千字3块大洋，有时千字5块大洋，《二心集》的稿酬竟是千字6块大洋。鲁迅先生那时写作之外还有其他谋生之道，比如做官员，当讲师、教授，再加上后来经营版权，有高达20％的版税。属于“高收入阶层”是肯定的，日子非一般的富足也不存疑问。可有谁担心过，鲁迅先生“富豪”了，就搁笔写不出东西了？甚而“失掉作为作家最不该失去的底层感悟、思考方式还有立场”？

在商品经济社会，文学作品说到底也是商品，也要通过交换实现其价值。作家们能够登上富豪榜，说明其著作比一般作家的作品更多地获得了市场的承认，对社会的贡献更大，应当得到价值肯定。我想，对作家的价值肯定，既然可以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理所当然”，也可以是文革之后的“不要稿费”的官方认可，为什么就不可以是现今的市场承认——“作家富豪榜”式的张扬？

“文学是寂寞者的事业”，这话说得不错。“文学的作用不只是赚取稿费”，这话也没错。但千万别忘了，文学的创造者也是人。人生最重要的是啥？生存。“没有生存之虞的人生是没有代表性的人生”（王蒙语）。文学的动机固然应该是责任心，但文学的最原始动机也包括生存。茅盾不为生存，能在短短时间内拿出《幻灭》、《动摇》、《追求》的《蚀》三部曲吗？连茅盾自己也承认，当时“无以为生，就以写文章来维持生活”。可见，生存的压力，也是创作的动力。

无可否认，写作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需要过人的积累和技能。这就是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国家，作家富有并不引人非议的原因，也是任何社会任何国度，出卖文字都未能成为致富的普遍道路的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作家富豪榜”的价值，不只是显示作家靠别人养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也给世人一个重要的提示：作家靠自己的能力和劳作发财致富，光荣！

“文人雅士羞于谈钱”的“文人传统”，早该扫进垃圾堆。一个结论应该成为社会共识：文学创作无涉贫富。我们应该追问的，不是作家有了多少钱，而是浮躁时期的当下作家，笔下应不应该有良心，还有多少良心？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