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文学编年史》，在学术界引起巨大震动。

前日在中国文学编年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指出，这部巨著不但填补了文学史研究上的重要空白，还引发我们反思：怎样真实呈现中国文学发展面貌，而不是削足适履套用西方观念？怎样克服浮谈无根的空疏学风，“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

回归文化传统

研讨会上，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韩瑞亚教授与韩国翰林大学金敏镐教授用汉语交流。不同肤色、不同母语的学者，有着对中国文学的共同爱好。韩瑞亚教授说：“中国文学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学，所以吸引我从事研究。《中国文学编年史》涵盖先秦至今，令人钦佩。”

然而过去，有个难题一直困扰着中国学者：如何准确地辨别或呈现中国文学的历史面目。

20世纪，伴随着西学东渐，中国文学研究走上现代化进程，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陈寅恪、鲁迅、钱钟书等学者，既具备坚实的古典文学根底，又善于吸取新的时代精神和学术思想。

但不少学者指出，要讲清楚中国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不能不顾及中国古人的文学观，不能简单地用今人文学观去裁剪史料，说严重些是削足适履。编年史近年受到重视，原因之一在于它以中国文学为本位，以史料为基础，便于完整呈现其真实面目，有效阻止了西方观念对中国文学事实的简单阉割。

此次，面对我国首部通史性的文学编年史，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刘跃进教授欣喜地评价：回归文学经典，回归文化传统。

甘坐冷板凳

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学者们甘坐冷板凳，不仅认真考察大量传世文献，还注意吸收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并通过考证，对目前流行著作中的疏误进行补充、纠正。担任总主编的武大文学院陈文新教授，曾参与《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的编纂工作。为了“明文学部（二）”的300万字，陈文新等人用六七年时间搜集、整理了约3000万字的资料，其中3年时间全部用于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进行普查与筛选，几乎没有取得所谓的科研成果。

在现行的评价机制与考核制度下，如此耐得住寂寞，确实不容易。但陈文新乐观地认为：“其实长远看来，这样反而有助于出成果。比编纂文字多10倍的文献资料，我都读过了，对以后的研究大有裨益。”

75岁的吴志达教授说，陈文新总是从大量的同类文献中选择最精当、最具权威性的第一手资料，并在校点中纠正前人的错误。他能取得丰硕的成果，与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分不开的，而不是东晃一枪、西晃一枪。

怀念‘小书’

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针对当前著作泛滥的现象，感叹道：“我很怀念‘小书’。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很多著作，其实就是薄薄的一本小书，一二十万字而已，却凝聚了他的心血与智慧。”

另一位国学大师黄侃学问极佳，却坚持“五十以前不著书”。他最反对初学者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弊病。

然而在当今社会，一个学者一年之内写几十篇“学术论文”，或出版多部“学术著作”，已不再是稀奇事。走进大大小小的书店，大量所谓“学术著作”不过是综述性或普及读物，抄袭、剽窃、低水准重复现象屡见不鲜。甚至许多大部头的论著，也是东拼西凑，原创性研究成果少得可怜。研讨会上，一些鬓发花白的学者叹息，老一辈学者倒是惜墨如金，如今许多中青年学者却动辄以炒作千万言为能事。近些年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学者们发表的论著数量空前增长，可究竟出现了几位真正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大家？“《中国文学编年史》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纠正当前浮躁的学风。”76岁的陆耀东教授这样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