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写李元春先生京剧版《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文章，《文摘报》换了个《这唐僧不是那唐僧》的题目转载了。朋友拿来报纸给我看，我觉得题目改得不错。我本不是研究戏剧的专门家，只不过是肯关注戏剧罢了。戏剧是我观察文化的视角之一。关于戏剧，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假若我们同意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论断，那么，继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后，出现的就是“民国京剧”。要说明这个观点，需要作专著来论述。我自觉自己如今年纪尚轻，还需要再积累些年才可以动这样的题目。但我想先提醒致力于中国近现代研究的朋友一句话，即，你可以不喜欢京剧，但你不可无视京剧的存在。

譬如最近我与李元春先生深谈几次，收获颇丰。发现毛泽东与郭沫若所看的不是同一出《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仅是其中之一。现在再来说一件李元春先生的功绩，是1977年5月在京首演《逼上梁山》。

众所周知，“四人帮”倒台后又来了“两个凡是”，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之乱依然拨不过来。然而就在“两个凡是”论发表三个月后，1977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部批判组文章《评“三突出”》，从理论上否定江青的“样板戏”。5月23日，李元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主演京剧《逼上梁山》，率先打破了“样板戏”一统天下十年的局面，成为恢复传统京剧演出的先声。《评“三突出》之文与李元春的《逼上梁山》，堪称是为“文革”吹响了散戏的唢呐（京剧里的尾声用唢呐吹奏）。将近半年之后，刘心武在《人民文学》发表《班主任》，那却是别一出名叫“伤痕文学”的新戏刚刚开锣。

由此说到，王国维所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文学”，时下仅剩下一点杂感、几处游记，以及几部作家写作家的小说。这样的“文学”，或许是更纯粹了；而纯粹的“纯文学”，很自然就变成只属于“文学家”的事情。不要说《逼上梁山》，恐怕《班主任》亦有被划到圈外的危险。可若改王国维话为“每代都有那么几个人，写过几篇文字”，这话又太没劲了。事实应该是：带谁玩与不带谁玩，毕竟不是随便几个人就能说了算的事情。我固执地认为，百年间经历过风风雨雨的多灾多难的京剧，是不应该被开除出“文学”之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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