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外国文学的朋友们恐怕都知道，很多外国作家很早就喜欢拿动物说事儿。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讲的是一个老头跟一条大鱼没完没了地较劲的故事。文学史课本里经常提的《警犬挽歌》，讲的是一个退役军犬的坏下场，影射了一些社会现象。此外有点名气的还有日本夏目漱石的《我是猫》，实际上也是借猫写人，基本是个讽刺小说。

　　和这些作品相比，中国人对动物文学的爱好有一点不同。《狼图腾》、《藏獒》虽然也是通过动物来写人性，但到读者那里变成了一种很特殊的结果。中国的读者大概有一点“图腾情结”，看到哪种动物很好，就要把它跟自己的民族性拉扯到一块儿。《狼图腾》出来了，很多书评说得激动不堪，主题是：中国人要有一点狼性。《藏獒》跟在后面，很多朋友也在网上呼吁：中国人要像藏獒才好。后来在论坛上分成了狼派和狗派，两派争论得很热烈。

　　这种讨论有点荒唐。在中国人的心里，狼和狗这两种动物都不是什么正面形象。《红楼梦》里面说贾迎春的坏老公，就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而《说唐》里的第一条好汉李元霸，跟哪个家伙产生了矛盾，就要骂之为“狗头”。当然网上的狼迷和狗迷们估计超越了传统观念的束缚，他们眼里的狼，是机智和野性的象征；他们眼里的狗，是勇猛和忠诚的代名词。

　　客观一想，中国人的民族性何其广博，无论哪种动物都难当重任。而与民族性之类的巨大命题牵扯在一起，恐怕也会给动物文学本身带来不必要的负担，因为对于人来说，动物最美的地方正是它们的自由、善良和与人之间的真挚情感。假如通过阅读动物文学，读者能关心一下藏羚羊的生存，做不到的话少出现两次虐猫事件，那也行啊。▲

    《环球时报》 (2006-08-04 第2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