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在一篇文章里谈及思想对小说的伤害，这让我联想到在阅读很多文学作品时，我越来越多地产生了对作者在文本中所表达思想的不信任和疑惑。 

       很多努力在思想深度上苦心经营的作品，一旦剥开它们看似繁杂的外衣，其思想的苍白令我瞠目，即使较有名气的作家，他们的思想也难以逃离思想局限的囹圄，如此看来，他们给作品穿上看似繁杂高深的外衣其实只不过是人为设置的障碍了。这些掩耳盗铃的小把戏又让我对文学作品传统意义上所必须负载的思想深度产生了怀疑。是作品偏离了文学创作的初衷还是人们的有限的思想限制了文学创作呢？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开始，直到李、杜的盛唐时代，都很难看到作品向着思想深度努力的影子，诗歌表达的是个体的喜乐忧愁、人与自然的和谐、时代背景下的碰撞与情绪等等。思想性在文本中的渗透始于士大夫的治国献策的奏本，后来，这种献策的奏本也慢慢被划归了文学作品，从这时开始，文学作品开始变得面目模糊不清。学生时代时，教师经常要我们总结每篇文章的中心思想，让我很多时候都勉为其难，一篇很美的文章，我读后会沉浸在它给我所带来美感的愉悦之中，这种美和愉悦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和谐，但我必须为了写出文章的中心思想而要去挖空心思，尽可能地想出与答案相吻合的所谓中心思想，现在想来，这是多么滑稽的事情。教科书上很多中心思想现在看来是如此蹩脚，它扭曲了文本的存在意义，把我们向着意识形态所需要的而非文学的那一面引导，这对于文学作品无疑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一件文学作品一旦完成，它就会脱离作者而独立存在，如同花草树木，成长于种子而非种子，它有着自己的生命力和存在的智慧。而作为文学家与思想家，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并不是说文学家不能拥有思想，但如果在作品中过多地加入喋喋不休的议论，即使那些议论不乏睿智，也不能使其作品成为一篇杰作，反而会对阅读造成阻碍，使人厌倦。 

       格非在文中还列举了晚年的托尔思泰在小说创作中思想的探求钻进了牛角尖的事例和纪德曾所说过的：“对于有些问题，以人类的智力，不宜推究得太深”的认识。 “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事实上，有谁能够取代上帝而思考呢？

来源；博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