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就业状态与中国的改革发展紧密相连，与扩大消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国家粮食安全以及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等当前的重大问题都有内在的关联性。中国的特殊性很大程度上是由极其庞大的农民群体来构建的，无论作为生产要素，还是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群体，对我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是左右中国前进步伐的主要力量。

    1. 扩大内需战略的实现依赖于农民。有一个人大代表算过这样一笔账：全国农村按照2.5亿户农民计算，如果每户一台电视机、一台洗衣机、一台电冰箱，农村家用电器市场就有6250万台彩电、15675万台洗衣机和20550万台电冰箱。问题是农民有这种需求，但缺乏现实购买力。

    2. 缩小分配差距，重点在农民。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拉大。如果没有农民就业状态的改善，那收入分配差距将永远也不会缩小。

    3. 粮食安全也系于农民。保证一定的粮食供应，决定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影响生产能力的因素很多，如土地、农业技术、资金、规模化等等，但更重要的是决定于农民的这种能力最终体现在就业能力上，包括对农业自身的认识能力、农业科技的使用能力、农业生产过程不同工种和岗位的组织协调、管理能力。在土地上就业的农民和在工厂就业的产业工人相比，需要更为复杂的就业能力，否则就不适应在农业部门就业。大工业的高度专业化，使就业者只需要有限的知识就能胜任，而在农业部门就业需要掌握气候、土地、肥料、育种、田间管理、病虫害、产品保存、市场行情等各方面的知识。要促进农业部门内部的分工分业，提高农业的专业化协作水平，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并在这个基础上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提程式农民的就业能力是前提条件。

    4. 进一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其最大的约束是农民。进入工业化后期，增长方式的转换对劳动大军的要求会大大提高。在这个阶段，如果农民就业状态得不到改善，只会产生如下公共风险：要么使大量剩余劳动力不能被吸纳到工业部门就业，要么使后期工业化的升级受阻。增长方式的转换将无法实现。从现实情况看，出现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长期难以转换，与规模庞大的农民群体的就业状态密切相关。

    与工业化相伴随，城镇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城镇化要占用土地资源。土地是农民就业的基本保障，城镇化的推进势必会与依赖于土地而就业的农民发生冲突，除非这些农民能顺利地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现在存在大量失地农民处于无业状态，虽然给予了一定的补偿金，但城镇化剥夺了这些农民的就业权，矛盾依然存在。这样的城镇化过程会激发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

    工业化、城镇化都离不开市场化。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就是要逐步扫除市场发挥作用的各种制度障碍。但制约障碍的扫除替代不了市场本身的发育过程，更替代不了市场主体的成熟过程。

    我国庞大的农民群体并未完全进入市场，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农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并不高。不平等的就业环境、低下的就业能力和有限的就业机会，使农民无法参与市场竞争。

　　改善农民就业状态既是当前的任务，也是长期的目标

    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就业问题。“三农”问题的解决和新农村建设的实施都应当围绕改善农民就业状态来做文章，只有聚焦到这个问题上来，农民才能真正进入国民经济循环，不再被边缘化；农民的各项权利才能真正得到维护，没有就业权，其他权利都失去了基础。改善农民就业状态，既是我们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也是各项政策共同的长期目标。

    就短期来说，最重要的是缓解这三类农民就业不平等状况，同时加强对现有劳动力的就业技能培训。从整体看，农民就业处于极不平等的状态，这需要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和扩大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来逐步解决。

    从中期来看，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是重点。在近5亿的农村劳动力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到87%，其中7%基本不识字。面对这种状态，要在短期内把现有农民训练成高素质的劳动大军是不现实的。因此，全面提高农民就业能力应是一个中期目标。

    从远期来看，农民向市民的转化是关键。在目前全国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在县域经济范围内吸纳了65%，浙江、江苏和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农村的工业化不仅吸纳了当地的大部分农村劳动力，而且也为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就业提供了大量机会。因此，农民向市民转化，需要打开城门，为农民就业提供更多的机会。

    如果说，“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改善农民就业状态，则是“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