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指出，这种情况有两类形式：一类是自己在位时违背干部选拔任用程序，突击提拔“听话”或与自己有这样那样关系的干部，在要害部门担任要职。某县委书记在得知自己将要调到市里一个清闲单位任职信息后，连夜召开书记碰头会、常委会，突击提拔调整了60多名干部，其中一半以上属于提拔性调整。另一类是在自己退休前，向组织上推荐对自己“言听计从”的“接班人”。这样，自己虽然退出权力中心，但仍然能够享受到在权力中心的种种方便和好处。

    官员离职从商是权力期权化，还是正常从业按劳取酬？目前在中国司法实践中难以认定。与之相比较，一些变相的权力期权化就更加难以界定。比如，某领导在职时让某企业得到了工程承包权，领导当时确实出于公平公正的考虑。但退休后，企业看中领导的活动能力，以极为丰厚的薪酬聘请其在企业工作。其间，该领导若利用以前的影响和关系做成了某事时，是否构成权力期权化，难以界定。同时，由于权力期权化时间跨度大，证据损毁、缺失，证人难找，难以举证。

    而针对权力期权化的干预和惩治，一时只能处于干着急而无法下手的地步。据报道，江苏省建设系统的一个官员，在位期间为一家房地产公司牟取了很多利益。退休之后，该公司以各种名义给予了这名官员很多好处。事情被发现之后，一审法院判决他有罪。这名官员不服，觉得自己在位时没有获得任何好处，不属犯罪，因而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过审理，判决他无罪。(陶建群）

    腐败越来越隐蔽 权力期权化产生原因的复杂多样

    资料图：在进入北京的高速公路边,新近竖立起醒目的反腐败巨幅广告。中国官方在春节前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百姓对工程项目、司法机关、医疗、教育和人事方面的腐败现象反应最为强烈。 中新社发 贾国荣 摄

    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人民论坛》刊登文章说，权力期权化已成为腐败的一种新动向，其产生的产生原因复杂多样。

    近些年来反腐败的力度逐年加大，腐败官员在权力寻租中，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风险。腐败分子既不甘心放弃权力寻租，又担心寻租中招致风险。具有规避性和低风险性的权力期权化，正好满足了这些腐败官员的需求。据了解，现在政府权力过大，对经济干预过多，容易造成利益牵扯，或者导致暗箱操作，这是权力期权化的体制性原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认为，目前，在中国地方政府的权力运行过程中，决策程序不够规范、机制不科学问题比较突出，少数人说了算的情况十分严重。在有些地方，大到城市规划、土地批租，小到合同的签订与合同的履行，政府一把手亲自过问，必要的分权制衡和上下监督关系不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行政一把手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为某些企业和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易如反掌。而那些获取不正当利益的企业和个人，没有必要冒风险立即向一把手行贿。当一把手退休、提前离职或辞职之后，效犬马之劳，则能达到双赢的效果。由于从表面上看不存在权钱交易，所以很难对退下来的行政一把手追究党纪政纪以及刑事责任。